杨艳华  江艳华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一大批优秀的共产党人聚首瑞金，开展武装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创建了第一个全国性红色政权，进行治国安邦的伟大实践，周恩来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从作为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率南昌起义部队初入瑞金，至后来从上海经地下交通线再次辗转来到瑞金，并先后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兼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书记处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在瑞金期间，周恩来为苏维埃党的建设，红军建设，政权建设呕心沥血，创下了卓著功勋。

1934年10月，周恩来从瑞金出发长征。

1927年8月，南昌起义胜利后，部队在中共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下，主动撤离南昌，南下广东，8月25日，起义部队到达瑞金城东北15公里的壬田寨，在大垄里与堵截起义军的“讨共第八路军”右路总指挥钱大均部约5个团遭遇。起义军奋不顾身，越战越勇，终于打退了敌人，取得了壬田战斗的胜利。8月26日，起义军攻占瑞金县城，周恩来率中共前敌委员会等领导机关驻扎进瑞金绵江中学。

瑞金是一座千年古城，公元904年，设瑞金监，南唐保大十一年（公元953年），升瑞金监为瑞金县。它位于江西省南部、赣州东部，东临福建，地理位置优越，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民性强悍，但封闭落后。绵江中学是瑞金第一所中学，位于城东，临瑞金美丽的母亲河——绵江河。

自从离开南昌南下广东，起义部队受到了多次挫折，壬田战斗是起义部队南下以来取得的第一次大的胜利。8月30日，周恩来、贺龙等又亲临前线指挥，以瑞金为据点发起了会昌战斗，并取得了胜利。部队军威大振，前敌委员会决定在瑞金休整，广泛的发动群众。在中共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下，起义部队用标语、传单、集会等不同的形式，在瑞金向群众开展了广泛的宣传发动工作，宣传南昌起义的意义、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揭露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屠杀工农的罪行，号召人民起来革命。9月3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前敌委员会多次会议，讨论政权、土地、劳动政策和行军线路等问题，并作出了相应的决定。

在瑞金期间，周恩来还亲自主持召开前敌委员会讨论贺龙、郭沫若、彭泽民等同志的入党问题。会上，周恩来深情地说:“贺龙自南昌暴动,都表现了与党真诚合作的精神,而且他本人已多次提出入党要求,党应当考虑及时接纳他了。”在绵江中学赖氏宗祠里，贺龙等举起右拳，向鲜艳的党旗宣誓: 我听党的话，党叫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现在如此，今后也永远如此，决不叛党！

古老封闭的瑞金城沸腾了，绵江中学沸腾了。在南昌起义军的宣传鼓动下，特别是起义军纪律严明，诚心为民，使瑞金人民第一次认识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看到了胜利的希望。杨荣才、杨舒翘、邓希平、刘忠恩等一大批青年主动配合起义军开展工作。前敌委员会发现了这批优秀的青年代表，并积极培养。9月上旬，在绵江中学他们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瑞金成立了第一个中共支部——绵江中学支部。

中共绵江中学支部成立后没几天，周恩来便率起义军离开了瑞金。然而，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昌起义部队在瑞金期间的活动却有着深远的意义。在瑞金通过的一系列会议成果，为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理论、政策、组织及军事基础。第一个瑞金中共支部的成立，为瑞金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1931年12月中旬，正是大雪节气，与瑞金相邻、被誉为“红色小上海”的福建汀州迎来了一副客商打扮，双目炯炯有神的英俊青年，他正是从上海经地下交通线来到闽西的周恩来。

在上海，周恩来就已对毛泽东、朱德创建的中央苏区心向神往，现在终于经自己领导开辟的地下交通线从上海、大浦、永定、上杭等地安全的来到距红色首都瑞金仅50里的全红县汀州，他的心情格外愉快。然而，高兴之余，周恩来惊愕发现县、乡、村苏维埃干部不愿多说话反映情况，一般老表见了“公家人”也唯恐避之不及。“这是什么情况？”仔细一问，原来闽西开展反社会民主党扩大化，乱怀疑、乱拘捕、滥施刑、滥杀无辜，已经到了人人自危的地步了。周恩来心急如焚、夜不能寐。连夜给上海中共中央政治局写信，希望中央高度重视，加以解决。

带着一身的焦虑，周恩来终于再次踏上了瑞金这块土地。前来迎接的工作人员将他带到中共苏区中央局及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城东的叶坪村。叶坪是个美丽的村庄，瑞金的母亲河绵江河在村旁缓缓流过，整个村庄掩映在终年郁郁葱葱的茂密的古樟下，不时地有小鸟在树枝上快乐欢呼雀跃。就在一个多月前 ，叶坪村就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在叶坪村古老的谢氏宗祠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告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及人民委员会主席。周恩来虽然没能出席这次盛会，但由于他的声望，他仍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而早在1931年1月，为了加强党对中央苏区的领导，在宁都小布成立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苏区中央局。由于苏区一直处于反“围剿”战争中，中共苏区中央局一直随红军总部行动，周恩来远在上海，毛泽东、项英先后代理书记。9月，中共苏区中央局迁驻瑞金的叶坪村，周恩来此次来瑞金，就是主持苏区中央局的工作。

 周恩来被安排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住在同一幢典型的客家砖木结构的二层楼房。与四年前第一次到瑞金时的情景相比，周恩来真切的感到瑞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群龙聚首，到处是翻身穷人的欢声笑语。短暂的激动过后，在汀州看到的肃反扩大化的后果，再次涌上心头。顾不上休息，周恩来连日和毛泽东、朱德、项英、任弼时交换情况，商讨工作，并继续深入的开展调查研究。1932年1月7日，新年刚过，周恩来就在苏区中央局二楼的会议室里召开了会议，专门研究苏区的肃反问题。会上，苏区中央局深刻检查了过去苏区的肃反工作。讨论了中央苏区的肃反工作的历史和现状，肯定了总前委领导时期对富田事变的处理，周恩来对肃反工作中存在的扩大化问题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会议通过了《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对于纠正当时肃反扩大化错误起了重要的作用。1932年1月25日，中央苏区中央局又专门讨论了对拥有肃反大权李韶九的处理，作了《苏区中央局关于处罚李韶九同志过去错误的决议》，“决定予李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派到下层去做群众工作。”处理了李韶九，平息了苏区干部中的恐慌和不满情绪。之后，周恩来又根据群众的意愿，领导苏区中央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禁止随意将犯错误的同志定为反革命，健全司法制度等，从而有效地制止了苏区肃反扩大化，受到党内外的衷心拥护。中央苏区的扩红运动和政权建设等各项工作，也因此有了较快的进步。

 

 

从在上海的“地下”，转入中央苏区的“地上”，革命斗争的方式有很大的变化，火热的战争总使周恩来激情澎湃，他很快就进入了新的角色中。1932年3月，作为苏区中央局的主要负责人，周恩来主持召开了江口会议，及时总结攻打赣州的经验教训。4月，撤围赣州后，他又支持毛泽东攻打漳州，并亲自留在长汀调动指挥部队，筹措物质，保障东路军后勤供给。7月，周恩来作为中央局的全权代表，亲赴前方，随一方面军行动。

    在前线，周恩来坚决支持毛泽东留下随军行动，并向苏区中央局建议“泽东积累的经验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也在主持战争上”，恢复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他与朱德、毛泽东等领导红一方面军取得水口战役胜利后，从8月16日开始，一周之内又连克乐安、宜黄、南丰、宁化4城，大量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拓展了中央苏区的疆土。

然而，“左”倾领导者却一直要求将毛泽东调回后方。10月，“宁都会议”之后，毛泽东回后方主持中央政府工作。临行前，周恩来亲自来到毛泽东的住处探视道别。虽然共事不到一年，但周恩来公而忘私的高尚品德，令毛泽东铭感于心。他紧紧握住周恩来的手，深情地说：“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招便何时来”。这时，蒋介石在对鄂豫皖、湘鄂西两个苏区军事“围剿”得手后，将“围剿”的重点转向中央苏区。他在中央苏区周围陆续集中了近20多个师40余万的重兵，妄图一举摧毁中央苏区。

第四次反“围剿”大战在即。10月26日，中共临时中央正式任命周恩来为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周恩来与总司令朱德等积极准备第四次反“围剿”，于11月24日，联名发出对敌人四次“围剿”的《紧急训令》，在政治上进行粉碎敌军第四次“围剿”的动员。同时，在军事上认真分析敌情，运筹帷幄。周恩来从内心对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指挥能力十分敬重，在签发作战计划时特意注明：“如有便，请送给毛主席一阅。”战役打响后，周恩来、朱德灵活、机动地运用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使以弱制强的游击战术在全军得到贯彻与执行。

1933年2月，根据中共临时中央和中共苏区中央局的意见，红一方面军开始围攻南丰城。然而，战至次日早晨，也没能突破防御，而敌陈诚军急令各部迅速向南挺进，企图合围红军于南丰城下。周恩来、朱德识破了敌人的诡计，当机立断，立即向中央建议撤围南丰，实行战略退却，将方面军主力秘密转移到根据地内的东韶、洛口地区隐蔽待机，红11军伪装主力，由新丰街以南东渡抚河，吸引敌人主力向黎川方向前进。而主力红军出其不意集中在登仙桥以东至黄陂之间的摩罗障山区设伏，以伏击战求歼第52、第59师。27日，当敌第52、第59师分南北两路东进，到达红军预设战场时，红军突然发起攻击。经过两天激战，敌军大部被歼灭，第52师师长李明和第59师师长陈时骥被俘虏。黄陂战役取得了胜利。

陈诚吸取黄陂战斗失败的教训，将其分进合击的作战方针改为中间突破，并调整部署，将3个纵队改编为前后两个纵队，交替掩护，向广昌方向前进，寻求红军主力决战。

为分散敌人，创造战机，周恩来、朱德以红11军进至广昌西北地区，在地方武装配合下积极开展活动，摆出要保卫广昌的姿态，吸引中路军前纵队加快南进，以拉大其前后两个纵队的距离；同时率方面军主力秘密北移，准备侧击力量较弱的中路军后纵队。陈诚再次上当，以为红军意在保卫广昌，即令前纵队加速向广昌推进，并将后纵队第5师配属前纵队指挥。

3月20日，敌中路军前、后两纵队相距已近50公里。周恩来、朱德抓住这一极为有力的战机，决定集中优势兵力，首先歼灭敌人后纵队第11师于草台岗、徐庄地区。21日，红5军团、红12军主力由东向西进攻，红1、红3军团和红21军主力由西向东进攻。经一天激战，歼敌第11师大部，取得草台冈战役的胜利。

黄陂、草台岗两仗共歼国民党军近3个师，俘1万余人，缴获各种枪1万余支，第四次反“围剿”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创造了红军战史上以大兵团伏击歼敌的范例，在红军战争史上写下了重重的一笔。周恩来的英明指挥将永远载入史册。

   

1934年初春，在刚刚结束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周恩来当选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驻地瑞金乌石垅村，为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周恩来没日没夜的批阅文件、召开会议。

从1933年10月起，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起了最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同时还对苏区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食盐、布匹、煤油、西药等成为苏区极其紧缺的物资，中央苏区的生活面临极度的困难。从中央首长到普通士兵，每人每月只能吃到三钱盐。由于缺盐，人们体虚力乏，脸色惨白。盐，成为苏区军民梦里都想的得到的东西。

高强度的工作和严重的缺盐、缺乏营养，周恩来体力下降。

一天，周恩来和警卫员小卢骑着马，准备去红军大学上课，一路上，周恩来脸色凝重，突然身体左右摇晃，摔倒在地。好一阵功夫后，周恩来才醒了过来。

小卢知道周副主席是由于体内长期缺盐，加上工作繁重，身体才瘦弱成现在这样，对他的健康十分担心。回来后，他马上向司务长汇报了情况，并且激动的说“我宁可吃白水清汤，也不能看着周副主席的身体这样垮下去，把我份内的三钱盐加到周副主席的菜里吧！”司务长没有同意小卢的意见，却毅然决定为了保证周副主席的健康，每天给他的菜里加一钱盐。并郑重叮咛小卢千万保密。

吃饭时分，周恩来吃着比往常增添了一钱盐的饭菜，觉得特别香甜，“怎么今天的饭菜味道这么好呢？小卢，你也来尝尝。”小卢用筷子夹了点菜尝了尝：“还不是一样”，周恩来又夹了口饭菜若有所思的说：“这肯定有名堂，小卢，这是怎么回事？”说着，他的眼睛紧紧的看着小卢。从来没有撒过谎的小卢瞬间脸红了，只好告诉了实情。周恩来深情地说：“现在国民党对中央苏区不仅实行了大规模的军事‘围剿’，而且实行了严密的经济封锁，广大红军指战员和苏区人民都在过苦日子，大家都缺盐，我可不能特殊啊，应该同大家一样有盐同咸，无盐同淡！”

就这样，仅仅一钱盐的特殊，也被周恩来自己取消了。

家住下肖村的杨大伯，两个儿子都参加了红军，家里只剩下杨大伯和他多病的老伴。周恩来知道这情况后，只要有时间，就上他家去看看，或挑水扫地，或到他家田间地头除草施肥。邓颖超就更细心了，把他家缝缝补补的家务活全包了，邓颖超的母亲是位中医，只要杨大伯夫妇身体不舒服，就过来给他们看病。在周恩来一家的帮助下，杨大伯一家过上了安稳的生活。周恩来多次说到：“我们苏区的群众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父送子，妻送郎当红军，还把家里最后的一点米，最后的一尺布节省下来，支援革命战争，他们有困难，我们不能熟视无睹啊！”

在瑞金，周恩来与苏区干群同吃苦，想群众之想，急群众之急的动人故事还有许多许多。

 

 1934年9月间，在瑞金的梅坑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驻地，突然出现一位神秘的广东来客，要求面见主要负责同志。这个人就是国民党粤军首领陈济棠派来与红军谈判的密使。

陈济棠是粤系军阀中最有实力的“南天王”，在第五次“围剿”中，他被蒋介石委任为为南路军总司令，命令他出兵赣南围攻红军。蒋介石此举别有用心：既能利用地方军阀“围剿”红军，又能借红军力量削弱粤军，从而“一箭双雕”。陈济棠也明白这是个“一石二鸟”之计。因此，他也有如意算盘：赣南红军是抵御蒋介石从江西进攻广东的最好力量和屏障，且与英勇善战、战术灵活的红军作战，一旦输了便难保广东地盘，所以他对红军采取观望态度，拥兵自重，保住地盘；但他又慑于蒋介石掌握着国民党中央党政军大权，不能明目张胆违抗命令，索性“阳奉阴违”，避实就虚。他表面上“服从”蒋介石的调动，摆出进攻红军的架势，以骗取蒋介石的饷械；暗地里又给红军送去子弹、药品、食盐、布匹等，对红军作出友好姿态，现在又主动派人来瑞金要求和谈。
    周恩来和朱德很快接见了陈济棠派来的李姓密使，密使将随身携带的陈济棠亲笔密信送呈给周、朱二人，信中说他准备派总参谋长杨幼敏为谈判总代表，要求红军最好派粤赣军区司令员何长工为代表，进行停战谈判。

此时，中央革命根据地已进入最为紧急的时候，第五次反“围剿”胜利的希望已完全破灭，中央正秘密准备战略转移，一直在寻找最佳行军路线。周恩来和朱德在与陈济棠密使交谈和看完密信后，认为陈济棠要求和谈是有诚意的，决定抓住这一难得的机会，力争达成停战协议，以便为主力红军即将开始的突为转移创造有利条件。

时任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粤赣省委常委的何长工和中共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潘汉年接受了这一特殊使命，分别担任我方谈判的军事代表和政治代表。临行前，周恩来亲自找来何长工交代说：“长工同志，这是中央给你的重任，望你勇敢沉着，见机行事”。周恩来还交代了联络密语等事项。
    何长工、潘汉年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前往寻乌的罗塘镇与粤军谈判。他们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进行了三天三夜的谈判，最后达成了五项协议：

一、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

二、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

三、解除封锁；

四、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的防区设后方，建立医院；

五、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红军有事行动事先告诉陈，陈部撤离40华里。红军人员进入陈部防区用陈部护照。

谈判期间，周恩来给何长工打来电报说：“你喂的鸽子飞了。”暗示红军即将转移。完成任务的何长工、潘汉年火速离开寻乌返回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听后高兴地说：“这次谈判谈得很好，将对我们红军、中央机关的突围转移起到重大作用，将正式确定长征开始的时间和突围的方向。”正如周恩来所预料的那样，罗塘谈判的成功，为以后红军突围转移，在突破前三道封锁线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党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