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亮辉
长征是一个永恒的主题。《长征学》的提岀，是创立者敢于跳岀思维定式的一种大胆的创举，更是一种理论的创新。它不仅是理论上的升华，也是对学科门类的补充和完善。从学科上对长征进行研究，这是对中国近代史的一份重要贡献。为此，本人想对《长征学》谈几点肤浅的认识。
一，《长征学》是理论的升华和对学科的补充与完善
长征是一部恢宏的历史，更是一部浩翰深邃的教科书。在人类学科领域还从未有过长征学科门类。虽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中，长征研究应归于人文与社会科学类，更确切地说归属于历史学。作为中华历史的一部分內容，长征所占的份量，它远远难以涵盖这段恢宏的历史。长征，不仅仅是中国人的，也是世界人们共有的精神财富。中国人在研究，世界也在研究。长征既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一次远征，也是一种人类精神的远征，更是一种力量的疑聚。只不过是中国工农红军担纲了这人类精神领域中的实践者和创造者。
美国著名记者和作家斯诺曾经在《红星照耀中国》中写道:“关于这种惊人的长征,将来有一天会有人写成全部的史诗的。这种征战,即使把政治和战事除掉,也是近代历史中,青年们的一种动人的成就。”
英国学者迪克·威尔逊的学术专著《一九三五年长征》,从人类精神典范的角度评价道:“长征已经在各大洲成为一种象征,人类只要有决心和毅力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德国友人王安娜说：“亳无疑问，长征是人类历史上一个伟大的业绩”。
这就是国际友人眼中对长征的定位。故而吸引了一批批外国人走长征路，同时，也创造了他们在探索长征精神过程中的一个个感人的故事。
还有一位作家这样说过：“读懂了长征，就会知道人类精神中的不屈与顽強是何等的伟大，就会知道生命为什么历经苦难与艰险依然能够拥有快乐和自信；就会知道当一个人把个体的命运和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时，天地将会多么广阔，生命将会何等光荣”。
这就是说长征不仅仅是人们对中国工农红军远征的折服，更是在研究、震惊、感悟之中得到一种精神的洗礼，人生世界观的改变和升华。因为这种精神完全可以渗透到各个领域和每个人的心灵深处，他已经没有彊域的限制，他已经跨越了国界，己经让世人认知，在理论上自然形成了普遍的共识。所以说，《长征学》的提岀已经从事件中跳了出来，从对长征本体的研究上升华到了学科的研究。毋庸置疑，这就是理论的创新和升华，也是对学科门类的补充和完善。因为他大大地拓宽了研究的领域，打破了时空的概念，让人们更深层次地去挖掘它的内涵，更加广泛地去运用其研究的成果。
二，《长征学》有助于对长征文化遗产的保护
《长征学》的研究离不开它的载体，它的载体就是完整的长征文化遗产。只要有完整的长征文化遗产，才能为《长征学》的研究提供雄厚坚实的基础，反之，长征文化遗产的保护还必须借助《长征学》的助力推动。因此，首先保护好长征文化遗产。就是我们研究长征文化的前提。这项工作也一直激励着我们为之努力和探索。
2010年8月，著名文物专家罗哲文提出紧急建议，要求采取措施，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线路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言一出，立刻得到党史专家的一致赞同。月底，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立即组织召开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线路保护方案专家论证会”，并将论证意见报国家文物局，国家文物局于2010年10月15日批复：“建议基金会组织课题、项目等形式开展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线路的调查研究工作”。 为落实国家文物局的批复意见，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正式提岀“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线路保护工程”。 并于2011年2月22日，在国家文物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再次召开了第三次“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线路保护工程”专家论证会，我有幸受邀参加了这次会议，并研究了工程起动方案，但因特殊原因暂时搁止，未于实施。
2011年11月，四川省社科院三位专家也曾联名倡议：“长征路线”作为线路文化，申报中国和世界文化遗产，“希望借此对长征精神进行宣扬和对长征文化进行保护”。自此，提出了“长征路线” “申遗” 的设想。
2015年在四川举行“红军长征入川80周年”研讨会会上，来自川内十余位专家学者，围绕“长征文化”展开研讨。其中，“长征路线申遗”再次成为最热话题。也就是说对长征线路的保护得到越来越多的专家和学者的关切。
无论是将长征线路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也好，还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也好，首先都离不开长征沿线的文物载体。也就是说长征线路不是虚拟的，不管是实体还是精神，既是有了这些载体才形成了这条线路，既是有了这条线路才有了这些载体，所以，要把长征线路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和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都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伟大事业，时不我待，必须尽快找到一条便捷可行的路径。我认为《长征学》科的成立就是一条很好的保护路径。
前几年，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理事长马自树曾多次撰文，对长征线路保护的紧迫性和必要性进行过阐述。马自树认为：“对长征线路的整体性保护，是拓展文化遗产保护内容、丰富文化遗产保护形式的需要。在文化线路保护的新语境下，无论从什么角度说，红军长征线路都具备了‘文化线路’遗产所要求的一切内涵。保护长征线路，有着深厚的民意基础，有着明确的思想导向，把这项保护工作做好，可以成为文化线路保护的典型案例。”
将长征线路和文化线路相结合，提出长征线路保护的概念，这在以往长征遗产保护中是没有过的，是一个创新。其实，从长征自身的角度上来说，长征线路并不是一个陌生的词汇。相反的，但凡提到长征，必然绕不开长征线路。这一点正如中国革命博物馆原馆长夏燕月所言：“长征，不是红军坐着飞机从瑞金飞到延安的，而是他们用双脚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怎么会没有线路呢？长征线路的真实性毋庸置疑。”
长征，留给中国人乃至世界人民最为宝贵的财富莫过于长征精神，而这一精神的物质载体，就是形成长征文化的长征线路。
毛主席说：“我们从瑞金算起，总共走了三百六十七天。我们走过了赣、闽、粤、湘、黔、桂、滇、川、康、甘、陜，共十一个省，经过了五岭山脉、湘江，乌江、金沙江，大渡河以及雪山草地等万水千山，攻下许多城镇，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
在长征路上，每一步、每一里都承载着自己的故事，都构筑着长征精神。如果失去长征线路这一整体，长征便不能称之为“长征”，长征精神也将失去立足的根本。
如今，长征沿线上绝大部分遗迹、遗址都得到了保护，有的还辟作纪念馆。但长征沿途红军所居住过和战斗过的还有许多很有历史价值的古城、古镇、古村、寺庙等古建筑，以及战场遗址、遗物，牺牲烈士的纪念地和墓穴等。还有待于得到更有效的保护。其实，即使目前基本保存完好的文物，也还处于一种孤立的、割裂的、局部的状态，并不能称作是对长征整体的保护。所以说，没有整体保护的长征，不能称之为完整的长征。对长征局部再好的保护，都不代表整体。长征整体的价值，要远远大于所有单个长征遗迹遗址价值相加的总和。而长征线路，则是长征当之无愧的整体。唯有对长征线路进行全面、系统的保护，才能实现对长征精神的全面诠释。当然，从文物保护的角度来说，对于像长征这样的线性文化遗产的保护，在国内还是一个新的命题，尚无可借鉴的蓝本。甚至有人对长征是否属于文化线路还存在争议。但是所有这些，都不能否定长征在党的历史上，在人类历史上的作用和价值。长征精神所蕴含的对理想和信念的追求，其中所闪现的人性光辉，已远远超出国界，为世人共仰。
既然长征线路保护的提出是一个新的命题，尚无可借鉴的蓝本，那么，《长征学》科的提岀同样是一个新的命题，而且它在保护和申遗的途径上定能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要说保护长征线路，是我们对历史的镌刻，对先烈的缅怀，对历史的担当，那么对成立《长征学》科的观点就是对自身的重新审视，是让长征精神在动态传播中永续传承。为此，我们必须紧密结合长征自身的特点和我国文物保护的实际情况，审时度事，把握机遇。
为了不把长征沿途的遗迹、遗址孤立地割裂开来，为了使长征载体得到完整的保护，为了使这富于人性光辉的长征精神得到更全面的诠释和弘扬，只有用《长征学》的理论来统领，才能把长征研究和沿线的保护作为系统工程来做。只要通过我们不懈的努力，坚信在《长征学》这个语境之下，无论是把长征线路列为国家级保护单位和申请为世界文化遗产，还是《长征学》科的成立和发展的愿望必将成为现实。
三，《长征学》有助于学科的发展和长征文化的整体研究
人文与社会科学都有多门学科所组成，长征历史的研究也归属于此，但我认为《长征学》完全可以成为独立的学科，让它更集中、更系统、更广泛，多领域、多门类、多角度地去研究长征。
长征于1934年10月从瑞金中央苏区出发，到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甘肃会宁胜利会师，宣告长征结束，历时两年。其中红一方面军行程为二万五千里。
纵观整个长征的过程：从瑞金出发向湘西挺进，突破四道封锁线，改向贵州，渡过乌江，夺取遵义，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每一个战略方向的改变，每一项战略任务的确定，每一次战斗胜利的取得，都无不体现出中国工农红军将士不怕艰难困苦，永久坚持的精神。
长征途中，红军面对的是一条条波涛汹涌的大河，一座座巍然耸立的雪山，一片片茫茫无际的草地，前有敌军，后有追兵，天上还有飞机的狂轰滥炸，可就是在这“敌军围困万千重”的逆境中，红军转战两万五千里，终于从百万敌军中杀出了一条生路。谱写出一曲曲动人的“追寻目标、不畏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乐章。
长征是充满着无私奉献精神的史诗。无论是难以自拔的沼泽，还是飞鸟难越的雪山，无论是吃不上饭的放牛娃，还是胸怀报国志的知识分子，无论是年近花甲的老同志，还是柔弱刚强的女战士，都被凝聚到了这支红色队伍里，都被这种精神所感召、所激励。正因如此，湘江血战、前仆后继，雪山草地、饥寒交迫，一个个牺牲、一片片倒下，红军将士仍然无畏地踏着战友的血迹，沿着战友的遗体形成的路标继续顽强前行，最终走出死的沼泽，迎来生的希望。这种大无畏精神，不光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精神的典范，也是人类历史上艰苦奋斗精神的楷模。
如此惊天动地的历史，巳经构成了丰富的长征文化。它包涵了政治、政权、军事、经济、文化、外交、路线、方针、政策等各个领域。巳经汇就了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空间。
然而，如此浩翰的长征史，我们目前虽然对他不断地研究，甚至研究成果世人瞩目，但还脱不开单体、区域、事件或个人研究的束缚，甚至在很大的程度上还带有一种本位的、功利的、狹隘的观点去总结，去概述，去研究。这在对长征中所发生的人物、事件、出发地、时间、地点、路线、战役、决策、意义、作用等诸多方面都有不同的表现。比如长征出发地和会师地点的问题，就存在不少的争论和分岐。这些表现已不仅仅是学术上的争论，而是很明显地表现出本位性和功利性的思想。总是纠缠在特定环境中的某一件具体事情上，从本位的利弊得失方面去考虑，人为地使政治意义与具体概念相互对立。怎么解决？如果是从完整的学科来研究，可能就不会产生这样的问题，至少能减少不必要的争论。因为它是一门学科，最起码在理论上会使政治意义和具体概念得到高度的统一。我认为，《长征学》科的成立就能起到这方面的引领和协调统一的作用。同时，也更有利于多领域的发掘和研究。
前些年，中央党史研究室的王继凯专家对研究长佂中的不足之处与今后努力方向，提出了需要重视的七个方面问题。他提出：
第一，要加强对长征中重要会议的研究。目前学术界主要集中于对遵义会议的研究，对长征中其他会议的研究则很不够。红军长征中究竟召开了多少会议？每次会议的背景、时间、地点、参加人、主要内容是什么？如何正确评价每个会议的地位、影响和相互关系？它们有哪些历史经验和启示？这些问题都需要探讨清楚。
第二，要加强红军长征中的文化、党建和政治工作研究。学术界长期以来主要关注长征中的军事斗争、政治斗争，而对党和红军的文化、党建和政治工作的研究，仅有初步探索。这些方面的工作是怎样开展的？有何显著特点和创新发展？对中国的政治发展、文化发展、民族精神、党的建设等方面有何重要影响？不把这些问题研究清楚，长征的历史叙述仍然是不完整的，也不能深刻地说明其他相关问题。
第三，要加强对长征的分阶段研究。关于这一问题，学术界曾经注意到对长征个别阶段的研究，但只是着眼于对具体问题的分析；石仲泉初步把长征进程分为四个或五个阶段。至今仍没有出现对长征进行以科学的阶段划分为基础的系统研究的成果。对长征进程的阶段划分，涉及到对长征的性质、主要矛盾的发展、主题的演变等问题的认识，因而阶段划分的科学性是以对长征的理性认识为基础的；反过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每个阶段的内容、特点、主题和矛盾发展状况及相互关系，又可以取得比较深入的新成果。所以，对长征的分阶段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要进一步加强对中央红军以外的其他红军长征的研究。以前这方面的研究有一些成果，但相对薄弱，亟待加强。比如，有的学者就指出，过去学术界对红四方面军历史的研究和宣传相当失衡，应深入研究和正确认识红四方面军在长征史上的作用和贡献。又如，怎样从科学的角度认识各路红军长征的战略关系及其历史演变和利弊得失，都是较有价值的课题。
第五，要进一步加强对长征精神的研究。关于长征精神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曾出现一个研究高潮，但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成果不多，近年来仍没有重大突破。长征及长征精神是一个历史奇迹，如何从多角度、多方位看待其产生的深层原因、精神实质和深远影响？这些问题需要广开思路，深入研究。
第六，要进一步加强长征资料的整理编集。目前，关于长征的某些专题方面的资料（如长征中的文化和政治工作）仍然不足；很多资料散见于国内外各地没有整理。所以应该组织专门力量继续编集有关长征的大型系列研究资料。
第七，要加强对台港澳及国外学术界对红军长征研究的评介。目前国内对国外有关学术著作的译介远远滞后，大陆、台港澳及国外学术交流的范围也很有限，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学术界的互通有无、取长补短。所以，有选择地加强对台港澳及国外学术界对红军长征研究的评介，是进一步促进国内学术研究发展的重要途径。
综上所述，我认为，这些存在的问题不就是《长征学》需要破解的难题吗？把这些研究全统归到《长征学》科旗下，设立多学科、多门类的分支，如：长征政权学、长征军事学、长征济济学、长征文化学、长征外交学、长征人文学、长佂生存学、长征精神学等，成为一个完整的学科体系。在研究方向上根据不同的类别可以从武装割据，土地革命，政权建设，革命斗争，战略转移，突出重围，战甠自然，民族团结，军民关系、生产自救，精神形态等诸多方面来进行研究，这样，既使《长征学》科得到发展，同时又对长征整体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为此，《长征学》科的建立已经成为历史使命，是研究长征文化发展的必然，我们无可懈怠，必须为之努力和奋斗，因为，这是对长征文化研究的担当，也是对人类学科的重大贡献。
作者简介：邹亮辉，赣州市政协办公厅调研员，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博物馆研究馆员，原馆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