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坪旧址管理处 黄露芬
共产国际女领导人卢森堡有句名言：“当大街上只剩下最后一位革命者，此革命者必定是女人”，卢森堡以牺牲生命为代价，以表明，女人对自己的信仰，有时比男人更坚定。我们所熟悉的女烈士如秋瑾、赵一曼、黄英姑、白莲花、江竹筠、刘胡兰、八女投江及张志新等，都是巾帼不让须眉。
有这么一群杰出的女性，他们天资聪敏、才智过人，或体力或精力或毅力超凡出群，正是凭借这些良好的禀赋，她们既为当年的革命战争作出了宝贵贡献，也因此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她们是苏区普通妇女。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土地革命战争中，无论底层或中上层妇女，无论她是文盲还是知识女性，都有可能通过“参战”，走出家庭、走上社会、走向解放，成为世界范围女性参与社会管理的独特风景。
1927—1934 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苏区妇女们积极投身苏维埃革命洪流，她们摆脱封建束缚，走出家庭，参与社会管理，转变自身社会角色，改变了长期以来的“失语”状态，真正发挥自身主体地位。
当红军在瑞金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之后，共产党带领贫苦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做了主人的农民把土地和庄稼经营得肥沃而茁壮，春季的插秧播种、秋季的收割打场，成了他们竞赛的项目，驻地的红军也常常参与其中。一面是雄壮的号子，一面是嘹亮的军歌，此起彼伏，繁忙而热闹。
当时，只有23万人口的瑞金县就有5万多人参加红军和地方革命斗争，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积极而又高涨。男人们参加红军拿起枪杆子闹革命，妇女们也相继挣脱封建礼教的羁绊，走入革命的洪流。她们剪掉经年的长辫子，梳起了革命头；她们打开包裹了数年的缠足布，放开了裹得变形的小脚；她们摆脱了童养媳的命运，走上与封建势力抗争的道路；她们甚至走进中央党校和苏维埃大学校门，走进了革命干部队伍的行列，担任起苏区各个省、县的妇女部长。她们一路唱着山歌，用她们满腔的热情，以她们特有的工作方式，走街串巷宣传革命道理，深入敌后搜取情报，为革命燎原之势播下了星星火种。
然而，1934年瑞金的秋天过于沉闷，在这个本该云淡风高的时节，并不让人感觉神清气爽，更像是笼罩在迷雾蒙蒙的离别氤氲里。
第五次反“围剿”陷于窘迫，红一方面军8.6万人于1934年10月撤离江西瑞金，为在新的根据地开展妇女工作，经过体检、政治考量的女红军才能随军转移。
中央工农检察部委员黄长娇，在长征前夕接受了体检。体检后黄长娇高高兴兴地回到驻地收拾行李，却不料，等来了一位红军战士带来的通知——留守。
“为什么？”她不解地问道。
“体检结果出来了，你已经怀孕三个月了。”来人说完就离开了。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她只能服从组织命令。
1935年5月，她平安地生下了一位男孩。
当时，黄长娇领导的游击队的处境更加艰难，经常被白军撵得像野兔子一样满山乱跑。
有一次，游击队又被敌人追赶了一天，游击队员们没吃没喝，体质下降，眼看跑不脱了。为了掩护战友，黄长娇准备牺牲自己，提出带小孩走另外一条路引开白军，战友们死活不答应，他走哪条路，队员们也走哪条路。又来到了一条岔路口，为了保护儿子，走在前面的黄长娇就告诉儿子，来玩一个叫捉迷藏的游戏，要他向一条小路跑找到安全的地方躲好，除了妈妈，谁来也不要出来更不能出声，不然就算输了游戏。儿子信以为真，果然用力地跑开，
而游击队则走向另一条山路。
可他终究还是一个孩子，跑了一段路，回头却不见了妈妈的身影，他焦急地吹响了妈妈给他唯一的玩具，那个子弹壳。
不由自主，黄长娇的心揪了起来，泪水爬满了脸颊。在没有回应之下，哨音变得急促，突然传来了儿子的喊叫：“妈妈，我在这里。”儿子的呼声，夹杂在枪声中渐渐变得更加焦急，充满绝望，揪人心魄的在山谷里回响……可为了队员们，这位共产党员选择带队撤离……
一钩残月，遍野寒霜，脱险的游击队员入睡了。黄长娇在夜色中，磕磕撞撞原路返回，在路边的一条小溪畔，她看到了儿子的尸体。皎白的月光下，孩子被河水冲洗得特别白净，可爱的儿子凝固着一脸的惊愕，手中仍紧紧的握着那只蛋壳。
与董必武结婚才两年的陈碧英，也被通知来参加体检。可结果出来之后发现，体重比标准差了一斤，健康方面也有问题，不能随部队转移。而他们的这一次分手，却成了决别。
临时中央政府秘书长谢觉哉的夫人郭香玉在中央局秘书处担任收发员。由于她是小脚，连体检也不用，就被确定在中央组织局留守人员名单里。1935年3月，在敌军四面围困的情况下，跟不上行动的郭香玉落入敌手，得知这个小脚女人是机要收发员，又是谢觉哉的夫人，敌人认为她一定掌握着大量的党内机密，顿时大为重视。敌人先是给予优待，后又施以重刑，最后在沙滩上挖个坑将她“倒栽葱”竖在洞里，威逼她，招供红军机密，威力翻不起作用，敌人气的往深坑里填土，将郭香玉只露出一双小脚给活埋了……
因为怀孕，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陆定一的发妻唐义贞，也被确定留下来。1935年12月初，跟随留守部队转移到长汀县圭田山区的唐义贞，连生下一名男婴，取名陆小定，送给了群众抚养。
1936年1月底，唐玉珍和七个游击队员在长汀的下来村被敌军围住。记起衣袋里还有一张纸条，画着下一站的会合地点。唐义贞掏出纸条咽下去，敌军不知唐义贞吞下什么机密，下令剖腹强取，一群人丧心病狂，切开唐义贞的喉管乃至腹部，从她血珀满身的肠胃中翻寻嚼烂的纸条……
临时中央政府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委员范乐春，也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民经济部部长林伯渠的妻子，红军长征前十几天，生下了一个男孩，正在坐月子，显然是不宜随军征战的。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十余天，范乐春将尚未满月的孩子，带回永定金砂乡的老家，委托给堂兄抚养，接着参与了闽西游击战争的领导。1941年5月，范乐春病逝在永定县的西溪赤寨山，年三十九岁。
福建长汀永红乡妇女代表戴五嫂，在1934年10月主力红军长征后，她留在当地，组织了自卫队，运送伤病员，任看护队队长，后又任游击队长，1936年1月被捕牺牲。
广东新宁县县委妇女部长张瑾瑜，1933年调任粤赣省白区工作部部长，红军北上后留守寻乌安远一带打游击。1934年遭敌人包围，壮烈牺牲。
1934 年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仅有30位女性随军，其余女干部、女战士和家属则全部留在了苏区。对留下者而言，等待她们的便是磨难、抗争、等待乃至牺牲。她们中，有的为了一句承诺，守望终生；有的未来得及留下姓名便战死沙场；有的不幸被捕，在狱中忍受严刑拷打乃至枪决；有的乞讨度日但坚守信念；有的千里迢迢寻找部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