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陈部 杨芳英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粮食对于新生的红色政权和革命军队而言尤为重要。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之初并未设立中央粮食人民委员部，它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中央苏区时期内设十一个人民委员部中最晚成立的。中央粮食人民委员部是主管苏维埃粮食工作的最高领导机构，它的诞生缘于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的一篇报告，报告者则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之初的粮食工作是委托给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和中央内务部共同负责。1933年2月，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增设了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粮食工作归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管理，并专门设立粮食调剂局，粮食调剂局在苏区对粮食价格进行合理的调节，减少剪刀差现象，有力地打击和抵抗奸商的商业资本剥削。但是到了1933年中后期，随着苏维埃工作人员的大量增加，革命战争形势的变化以及自然灾害的影响，粮食在整个中央苏区的需求越来越大，而粮食工作的领导力量分散，顾此失彼，也使粮食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日益突出。
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对于苏区的粮食工作更是格外的关注，不但对粮食工作的机构设置与发展作了具体安排与明确指示，而且经常身体力行参加粮食生产劳动。毛泽东主席十分清楚粮食工作的危情将给苏区民众及革命事业产生危害，除了不断派遣巡视员到各地巡视了解情况外，毛泽东自己也经常下基层访贫问苦，调查研究，进一步对粮食以及其它经济状况进行充分地了解。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前夕，毛泽东收到一位红军团长李学溶写来的一封信，信中讲述了他已患痨病，大吐血，医生告之已到晚期，他对自己不能在前线指挥作战而感到是“当红军以来的最不幸的一件事”，并讲前线物资紧缺，特别是粮食，他自愿把1933年及1934年的公谷费捐给红军。毛泽东读信后，久久不能平静：共和国又要失去一位英勇的战士，我们不能再让前线浴血奋战的红军战士们忍饥挨饿！
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作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特别指出：“为着加强中央政府对于各苏区与全国革命的总领导，必须使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在工作上划分开来，必须健全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组织与工作，必须充实各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并改善他们的工作方法，必须增设必要的人民委员部即如粮食委员部等，使中央政府在革命形势更加开展的面前，能够充分地发挥他总的发动机作用”。
毛泽东作《政府工作报告》之时，也是毛泽东精神内外交困时。之前他被“左”倾领导排挤受压，先后剥夺了他对党与红军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局势令他担忧，根据地的反“围剿”在李德、博古等人错误指挥下日益缩小，红军战士不断流血牺牲。大权旁落的毛泽东不顾个人的荣誉得失，在《报告》中提议增设粮食部，反映了他忧国忧民的政治家气概。
让人意外之处，毛泽东提出增设粮食部的意见并没有像以往一样在会议上遭到反对，而是顺利通过，并且在中执委第二届会议上选出了粮食部的负责人，陈潭秋为部长，张鼎丞为副部长。据其原因：一是毛泽东虽遭“左”倾错误排挤，但他仍然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并且他在中央苏区仍然有很高的威望与影响力，大部分苏区干部与红军领导人还是对毛泽东的工作肯定与支持。其次，粮食工作存在的问题显而易见，形势严峻，中共中央也知道粮食对革命的影响有多大，在《中共中央组织局关于收集粮食运动中的任务与动员工作的决定》就指出：“米价飞涨，有钱无市”。
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闭幕后几天，中央粮食人民委员部经紧张筹备，在沙洲坝杨氏祠堂挂牌成立，并设置了适应革命战争的相关机构：备荒科、仓库保管科、粮食调剂局、红军公谷委员会、土地税保管委员会和合作社指导委员会。在毛泽东的《报告》中诞生的粮食人民委员部开始充满活力地拓展苏区的粮食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