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   敏

摘 要：1929年1月从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至1934年10月中央红军撤离中央苏区开始长征这段时间，通常被称之为中央苏区时期。这个时期，毛泽东高度关注群众工作，从认知的探索，到系统、深刻的实践和论述，逐渐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群众路线。本文试图通过闪烁在毛泽东著作中的群众观点，结合其不断探索和实践的成果，阐述群众路线形成的历史过程。

关键词：中央苏区 毛泽东 群众路线 探索 实践

中央苏区时期，以毛泽东、朱德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苏区军民，开辟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第一个全国性的红色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一时期，无论是开展土地革命，坚持和发展武装斗争，还是从事苏维埃政权建设，一刻也离不开群众的支持，一切工作都与群众紧密相连。毛泽东作为中央革命根据地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之一，在进行革命战争的实践过程中，高度重视群众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逐渐孕育和形成了群众路线，并创造性的运用于党和苏维埃的各项事业的建设，密切了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巩固了苏维埃政权，改善了人民群众的生活。

期间，毛泽东对群众路线的探索和实践丰富多彩，由浅入深，从认知到清晰，渐成体系。按其时间进程及实践深度，分为两个阶段：

一、率领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创建中央苏区，针对性的开展群众工作，对群众路线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为群众路线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1929年1月，为打破国民党对井冈山的第三次“会剿”，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转战赣南、闽西，途中风餐露宿，缺衣少粮，处境艰难，沿途遭到敌军的尾追堵截，既没有共产党的组织，又缺乏群众斗争的基础，连战失利，屡入险境。正如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所说：“沿途都是无党无群众的地方，追兵五团紧蹑其后，反动民团助长声威，是为我军最困苦的时候。”1在极端严峻的形势下，毛泽东要求红军严守纪律，积极宣传、组织和武装群众，开展土地革命；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纠正党内不重视群众工作的错误观点。经过一系列群众工作的探索，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赢得了群众的支持，创建了中央苏区。

（一）大柏地还款，取信于民。

1929年2月，毛泽东率领红四军利用瑞金大柏地的有利地形伏击了刘士毅旅两个团，取得了“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2“由于大柏地战斗时我们的给养还很困难，当时还向当地老俵借了很多东西，包括吃的用的。” 3鉴于这种特殊情况，毛泽东强调各部队一定要牢记纪律，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1929年后，根据形势的发展和部队的实践经验，修改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也逐步修改补充成为八项注意），批准各部可以动用群众家里的粮、油、菜，前提是部队在哪家拿了什么要留下借条，出布告，说明日后偿还。

1929年5月，毛泽东再次来到大柏地，指出：“我们上次在这里打仗借了老百姓很多东西，这次一定要偿还。”，4红军“手执三角小红旗，分头向群众作宣传：‘我们是穷人的队伍，为穷人谋利益的，上次打仗借了和吃了你们的东西，这次补偿你们的损失’。” 5 同时，毛泽东还主持了群众大会“号召广大劳苦大众要团结起来，武装起来，打土豪、分田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建立无产阶级自己的工农政权。” 6“先开会，后发钱，由于他们自报，报多少，发多少，一共发了三千五百块钱。”7“大柏地群众高兴地说：‘从来没有听见过军队还钱给群众的事’，‘红军真正好’。这样，我们就进一步争取了广大人民群众。” 8经过这次还款，红军赢得了当地群众的信任，受到了瑞金人民的热烈欢迎，为赣南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开展土地革命，解决农民根本问题

毛泽东曾对美国记者斯诺说：“谁赢得了农民，谁就会赢得中国，谁解决土地问题，谁就会赢得农民。”9在开辟中央革命根据地过程中，毛泽东领导红军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内容，广泛动员农民开展土地革命斗争。1929年4月，毛泽东带领警卫排来到兴国发动群众，召开干部会议时讲到：“共产党员要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参谋部，每个共产党员对争取群众的观念，要如和尚念‘阿弥陀佛’一样深刻，随时都要叨念‘争取群众’。” 10会后，还亲自指导兴国县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制定县革命委员会政纲和《兴国土地法》，并主办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以更好开展土地革命。1930年8月，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国革命委员会，颁布了比较完备的《苏维埃土地法》。

毛泽东在土地革命的实践中，根据调查研究，总结出了一套科学的土地分配方法，逐渐形成了符合中国实际的土地革命路线，使土地革命走上了正确的道路，确保了土地革命的发展，解决了农民的根本问题，让农民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争取了广大劳苦大众加入革命队伍，推动革命形势向前发展。“群众对国民党的幻想一定很快地消灭。在将来的形势之下，什么党派都是不能和共产党争群众的。”的局面便水到渠成。11

（三）纠正错误观点，有效开展群众工作

红四军下山后的主要任务就是积极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实行土地革命，扩大革命组织，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权。但由于当时党和红四军内加入了大量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同志，加之环境险恶，战斗频繁，生活艰苦，部队得不到及时教育和整训。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在红四军内不断滋长，严重阻碍了任务的实现。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古田召开。会上，通过了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指出：“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12决议认为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过分相信军事力量，而不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要求“党对于军事工作要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一切工作，在党内的讨论和决议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13

经过这次会议，统一了思想，克服了错误观点，红四军到许多群众未曾发动的地方去宣传、组织，细心了解群众日常生活的需要，把群众从日常生活斗争引导到政治斗争以至武装斗争，把广大群众团结在党和红军的周围，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四）深入群众，积极调查研究。

“上级机关要明了下级机关的情况和群众生活的情况，成为正确指导的客观基础。”。14正因为如此，毛泽东非常重视并积极倡导到群众中去调查，把进行社会调查作为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和决定政策的基础。据当时担任红四军参谋处处长的郭化若回忆道：“毛泽东同志每到一地，总是挤出时间做社会调查，以便了解情况，决定政策或检验改进已定的政策。凡是有地方党组织的，都找当地干部谈话，指导他们总结斗争经验，指出当前的任务和工作，着重讲党的政策和策略。”15经过深入的群众调查， 1930年5月毛泽东写下了《寻乌调查》和《反对本本主义》，1930年10月底到11月底做了《兴国调查》、《分田后的富农问题》、《东塘等处调查》、《赣西南土地分配情形》、《江西土地斗争中的错误》、《分青和出租问题》、《木口村调查》等调查报告，获得了许多第一手资料。这些报告对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农村的阶级阶层状况和政治态度、土地占有情况和工商业发展状况等有了比较真实的了解，这不仅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错误主张和倾向进行了坚决斗争，而且为制定正确的政策提供了依据，解决了革命斗争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特别是《反对本本主义》开篇就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16的重要论断，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17并指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18毛泽东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必须相信群众、尊重群众，眼睛向下，放下架子，甘当小学生。号召红军干部要迈开双脚，到群众中去进行社会调查，只有到群众中作实际的调查，才能求得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相结合。

二、领导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工作，有序开展群众工作，对群众路线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实践，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群众路线体系

1931年11月，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召开，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致力于苏维埃政府各项事业的建设。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充分利用中央苏区开创阶段性群众工作的经验，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运用于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全部活动中，通过调查、实践和总结，撰写了《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乡苏怎样工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论著，提出了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注意工作方法等群众观点，从正反两个方面对群众路线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逐渐形成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

（一）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

“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为了群众。中央苏区时期，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疯狂的军事围剿和严密的经济封锁，给苏区军民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在这种极端困苦的环境下，毛泽东担起重责，提出了“我们是革命战争的领导者、组织者，我们又是群众生活的领导者、组织者。组织革命战争，改良群众生活，这是我们的两大任务。”。19要完成这两大任务，首先就是要树立“一切为了群众”的理念，“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我们是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 20其次是根据这一理念，解决群众的各种实际问题。“二苏大”会上他郑重提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 21

在党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中央苏区紧紧围绕组织革命战争和改良群众生活的任务，领导农民的土地斗争，分土地给农民，提高农民的劳动热情，增加农业生产；积极开展经济建设，进行社会建设，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让人民能够分享经济和社会建设的成果；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选举细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等一系列法律条例，切实保障了苏区群众享有选举、劳动、婚姻、文化教育等民主权益。

毛泽东不仅号召红军干部要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生活，而且自己率先垂范，极其重视群众的生活问题。在叶坪苏区中央局旧址内，至今还保留有一扇“天窗”。这是毛泽东在叶坪居住期间，由于房东谢大娘住的房间，被屋外大樟树遮住了光线，很阴暗，做针线活不方便。于是毛泽东叫警卫员拿来锯子等工具，将谢大娘房间楼板锯开一个方孔，同时把房顶上泥瓦换成玻璃瓦，解决了采光问题。1932年，毛泽东从叶坪村去洋溪村调查农业生产方面的情况，途经绵江河，发现木桥年久失修，人走在桥上摇摇晃晃，非常危险。于是亲自组织人手，修建了一座稳固的新木桥，大大方便了群众的出行，当地群众称为“红军桥”。毛泽东居住在沙洲坝期间，发现这里常年干旱缺水，群众只能喝池塘里的脏塘水，严重地影响群众的身体健康。1933年9月，为解决机关、群众的饮水问题，毛泽东提议挖口水井，并组织领导中央政府机关干部和群众一起开挖了一口井。后来沙洲坝人民为表达对毛泽东的深切怀念，取名“红井”。

毛泽东急群众之所急，真心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开天窗解决群众的采光问题、挖井解决群众的饮水问题、修桥解决群众的过河问题等等，“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 22这对于壮大红军，巩固和发展中央苏区，支援革命战争起了巨大的作用。

（二）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

“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即“一切依靠群众”，就是相信群众、尊重群众，组织和领导群众去争取革命的胜利。毛泽东在“二苏大”会上提出了“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因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 23的著名论断。同时他还说到“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24

基于以上认识，党和苏维埃政府坚信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因而要“一切问题的讨论解决根据于民意”，25要无比信任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毛泽东指出“改善乡苏工作的方向，应该朝着最能够接近广大群众，最能够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最能够动员群众执行苏维埃任务，并且最能够争取任务完成的速度，使苏维埃工作与革命战争、群众生活的需要完全配合起来，这是苏维埃工作的原则。”，26同时对“乡的各种群众团体（工会，贫农团，女工农妇代表会，反帝拥苏同盟，互济会，儿童团，劳动互助社，犁牛合作社，消费、生产、粮食、信用各合作社，托儿所，消灭文盲协会，识字运动委员会，俱乐部等），要加紧对于他们的注意与帮助，依靠他们的努力去动员广大群众完成各种革命工作。”，27进而实现“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 28的伟大胜利。

（三）注意工作方法

“注意工作方法”就是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1933年8月毛泽东就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中指出：“没有正确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要迅速地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是不可能。”29因此，在中央苏区时期，他非常重视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问题，坚持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在“二苏大”会，他进一步深刻论述了注意工作方法的问题。他说：“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 30那么正确的工作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要坚决反对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毛泽东对官僚主义深恶痛绝，号召广大干部“必须严厉地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把那些遮塞在苏维埃与民众之间的废物抛开去，这些废物就是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31“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32、“一切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工作方式，是查田运动最大的敌人。”33，因为“如果仅仅提出任务而不注意实行时候的工作方法，不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实际的具体的工作方法，不抛弃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那末，什么任务也是不能实现的。”34毛泽东通过广泛的调查和深入的研究后，写下了《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认为“反对官僚主义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拿活的榜样给他们看。”35，在推销公债、拥军优属、扩红运动、查田运动、粮食动员等工作中，就倡导抓正反典型、抓两头带中间的方法。在“二苏大”会上，特别表彰了工作出色的长冈乡、才溪乡和兴国县，并亲笔为兴国县题写“模范兴国”，予以褒奖。而对于汀州市政府只管扩大红军和动员运输队，对于群众生活问题一点不理，一点也不讨论的情况，则予以严厉批评，指出：“特别是那些严重的机会主义者与官僚主义者，他们不明了下层的情形，不理解群众的情绪，只知空谈，空喊，甚至强迫命令来对付苏维埃工作，大会应该严厉的指责这些人员，他们的观点与方法是绝对错误的，是妨碍苏维埃工作的，是不利于革命战争的，他们应该立即转变过来。”36

此外，在动员群众实行党的任务和计划时，必须“依靠于从动员群众执行各种任务的过程中去收集各种新鲜的具体的经验，去发扬这些经验，去扩大我们动员群众的领域，使之适合于更高的任务与计划。”37例如在查田运动中“在每次分配东西群众斗争热忱最高涨时，要适时地提出扩大红军、发展合作社等口号，领导群众热烈参加革命战争，热烈参加苏维埃建设。”38这就把群众生活与革命战争有机的联系在一起，同时解决了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的问题。

综上所述，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期，通过脚踏实地的调查研究和行之有效的探索实践，形成了一系列关于群众路线的论述，对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和方法有了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并以此为出发点，使群众认识了党，赢得了苏区军民的爱戴和拥护，并领导群众组成了真正的“铜墙铁壁”，取得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巩固和发展了红色根据地和红色政权；开创性的进行各项事业的建设，改善了群众生活。同时，给党此后各时期的革命、建设，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经验，对新时期的群众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罗敏，本馆保管陈列部副主任）

参考文献：

1 《红四军前委关于攻克汀州及四、五军江西红二、四团行动方针等问题向福建省委和中央的报告》（1929年3月20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6，第68页。

2 《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1929年9月1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6，第448页。

3  4  5  6  7  8 宋裕和.《大柏地战斗前后的情况》；陈毅、肖华等著.《回忆中央苏区》[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12，第61—64页。

9 :洛易斯.惠勒.斯诺著.《斯诺眼中的中国》[M].北京：中国学术出版社，1982.6，第47页。

10: 陈奇涵．《赣南党的历史》；陈毅、肖华等著.《回忆中央苏区》[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12，第12页。

1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1月5日）；毛泽东著.《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第102页。

12  13  14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1929年12月）；毛泽东著.《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第86—89页。

15 :《涂振农在第一军团及赣西南、闽西巡视工作情况报告，1930年9、10月间。

16  17  18:《反对本本主义》（1930年5月）；毛泽东著.《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第109—118页。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年1月27日）；毛泽东著.《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第136—141页。

25  26  27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出版的《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单行本刊印

29  32 :《必须注意经济工作》（1933年8月12日）；毛泽东著.《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第119—126页。

31: 《苏维埃中国》[M].北京：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翻印，1957.7，第298—299页。

33  38:《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毛泽东），1933年10月28日发行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第三十二期；《斗争》（1933年2月—12月）（N）.人民出版社.1982年影印本。

35  37:《长冈乡调查》（1933年11月）；毛泽东著.《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第286—332页。

36 :《苏维埃中国》[M].北京：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翻印，1957.7，第311—3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