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钟长润

      ［内容提要］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展农业生产的经验，是伴随着革命战争的滚滚硝烟中发展和积累起来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位于江西西南部和福建西部，由赣西南、闽西两块根据地汇合而成，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是苏维埃中央政府所在地，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中心区域。中央革命根据地地处广大农村，250万群众和10万红军的粮食问题、穿衣问题等，都有赖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因此，中央政府和毛泽东始终十分关注和重视农业，强调“农业生产是我们经济建设的第一位”，农业是“发展苏区经济的基础”，并且将这一重要思想付之于苏维埃经济建设的实践。在组织农业生产的过程中，采取一系列得力措施，如组织耕田队、劳动互助社、犁牛合作社，兴修水利，开垦荒地，植树造林，推广先进技术，推动妇女参加生产等，切实解决了农业生产中的劳力、耕牛、肥料、种子、水利等实际困难问题，使根据地的农业生产迅速发展，并获得好的收成，确保了中央苏区军民的粮食等方面的供应，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

      中央革命根据地农业生产发展的主要成绩：

      （一）消灭了地主阶级，变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

      （二）组织群众开垦荒地，消灭了荒田。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共开荒面积达29万担。

      （三）兴修了大量的水利。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以陂圳为例，仅一九三四年后，修建9645条，新建100多条。一九三四年大旱，中央根据地仍获得丰收，主要得助于水利建设之功。

      （四）组织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中央根据地在劳力、耕牛十分缺乏的情况下，普遍成立了劳动互助社、犁牛合作社。

      （五）采取措施积肥造肥，改良土壤，提高肥力。普遍实现了中央政府号召增施肥料30%的要求，各地还建立了肥料所，仅宁化县就有136个，汀东县56个。

      （六）植树造林，保护森林。仅一九三四年春耕运动中，福建植树223784株，瑞金县683746株，兴国389860株，平均每人10株以上。

      （七）粮、棉、油、杂大丰收。一九三三年稻谷增产20%；棉花从少量种植扩种到面积达16078担，杂粮增产20-30%。

 

      中央革命根据地在领导农业生产的发展中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其中主要有：

      一、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建立农民土地所有制，相对稳定生产关系，是发展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由于帝国主义实行的封建剥削制度，严重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改变封建的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

      中国土地革命推翻旧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以后，建立怎样的生产关系？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必须解决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革命根据地建立初期（一九三0年以前），我们曾经提出土地国有，例如一九二八年十二月的《井冈山土地法》、一九二九年四月的《兴国土地法》以及一九三0年六月的《苏维埃土地法》都曾规定将没收的土地“归苏维埃所有”或“归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所有”，实践证明，这是错误。在这期间，农民虽然获得了土地耕种，但是没有取得土地证，农民不放心，认为分来的田是靠不住的，不愿全部耕耘，更不愿精耕细作，改良土壤。甚至春耕生产最紧张的季节都很少人下田播种，第二次“左”倾错误时期，提出“组织集体农场”，一九三0年八月，在赣西南特委召开的“二全会议”上，李文林贯彻了这种过左政策，主张“把豪伸地主的田集中起来，使雇农共同耕种”⑴这种主张，虽然没有实行，但错误的宣传，使农民感到地权不稳，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毛泽东针对上述状况，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七日，在写《给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的信——民权革命中的土地私有制度》中，明确肯定农民的土地私有权。接着江西省工农民主政府于三月十五日发表了《土地是我们的，耕种起来啊！》的文件，随后于五月二日发出布告，肯定土地一旦分给农民便归私有。这样，农民的生产热情像火山似地迸发出来。

      中国农业经济主要的形式是小农经济，无论佃农的或自耕农的田，都是分割成极小的经济单位，而且长期来保持着土地自由买卖的小私有土地制度。农民虽然没有或有很少土地，但是他们渴望有自己的土地，土地私有观念比较强烈，在这种情况下，实行土地国有，或立即组织集体农场，这是经济条件所不许可，难被中国农民所接受。因而，“不得不把土地分配给农民。”⑵并且在一定时期内稳定地主，以促进生产力。有人认为，当时经过土地革命后的农民，因为劳动力或耕牛缺乏而曾经出现的劳动互助社和犁牛合作社是农业“生产制度上的一次重大变革”，“是继土地革命后的第二次革命”，或说是“继续变革生产关系”。这些看法是不符合实际的：第一，作为生产关系基础的土地私有制没有变。第二，任何一种生产制度的变革，都应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然而，当时的“互助”、“合作”，恰好是生产力低下的要求，是劳力、耕牛不足的条件下解决生产困难的一种措施。此时，中央政府从法律上、政策上和舆论上都确保土地私有权，保卫土地革命成果，解放农村生产力。相对稳定的生产关系，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和发展，是土地革命的直接结果，是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明显标志。

      二、农业生产是我们经济建设的第一位。

      中国武装割据的道路，离不开根据地建设。在根据地建设中政权建设是根本，经济建设是基础。马克思指出：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剩余劳动的基础。”处于农村战争环境的中国共产党人，十分重视根据地农业的发展，提出“农业生产是我们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⑷为保证“农村经济达到高度的、迅速的发展”， ⑸中央临时政府每当重大的农事季节或与农业生产有直接关系的重大事情，都有切合时宜的决议和训令。即使在战争进行当中，也没有放松对农业生产的领导，提出武装保卫生产，一边打仗，一边生产等口号。一九三一年胜利粉碎国民党蒋介石三次“围剿”之后。召开的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就提出了在坚持革命战争的同时，“创办下列事业：一、开垦荒地；二、办理移民事业；三、改良现有的及建立新的灌溉；四、培植森林；五、加紧建设道路，创办工业，促进农民经济的发展。”一九三三年八月，中央政府又分别召开了中央苏区地南部17县经济建设大会和北部11县经济建设大会，对中央根据地29个县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农业生产是由土地部主管，财政部、内务部、粮食部、外贸局密切配合，从资金、劳动、耕牛调剂、运输、种子和物价等不同方面制定符合农业生产发展和农民利益的各项具体政策。当时，农民在分得土地以后，消灭了地租的剥削，他们从封建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了。但是摆在农民面前的另一条绳索——粮价的暴跌，仍然是造成农民贫困的重要因素。“物贱伤农”，农民终年劳累生产出来的稻谷，得不到等价变换，遭到粮商和富农的残酷的中间剥削。每年秋收季节。新粮上市，粮价大跌每担谷子只值大洋1元左右，而工业产品如布匹、食盐等却高到惊人的地步，甚至一担谷子只换一斤食盐。“如江西之万太、赣县、永丰、公略等县跌到六七毛钱以下，实际上连农民耕种土地的成本都要蚀了一大半”。⑹而到次年春夏之交青黄不接的时候，粮价又大涨，每担稻谷买4-5元，有些地方如汀州、瑞金、兴国、于都、赣县、博生等县竟高达11-12元一担。农民两头吃亏，生活仍然十分困难。这种现象，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象只贫魔缠在农民身上，难于摆脱这无情的掠夺。中央政府为保护农民利益，积极推广“粮食合作社”这一群众经济组织，利用客观经济规律，有效地控制了粮价，保障了农民的利益，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办法是：在政府领导下，农民自愿组织起来，集资入股（股本不足可以以谷子抵价或向国家银行、信用社借款），在秋收后向社员买谷子储存起来，价钱比市场的高些。因为减少稻谷上市，避免了市场价格暴跌，部分上市新谷也能获得较好的价钱；第二年春夏，合作社又以比市场价格低粜给社员，减少了市场购买量，避免了市场暴涨，部分需要上市买谷的农民也能买得起。合作社多余的稻谷运往米价高的地方去卖，主要是出口，赚取的钱除留公积金外，其余按照社员所粜出谷子多少为比例进行分配，谷子出口由红军护送，出口路线由政府规定，经会昌、赣江、吉安三条水路组织船队运往城市，换取苏区紧缺的物资。一九三三年合作社和私人输出稻谷180万担，每担以4元计，农民获利720万元。⑺

      此外，为了增加农民收入，中央政府还提倡全面发展农业，包括扶植手工业，“象铁、织布、烧石灰、造纸、开煤矿和钨矿、制盐、制油等不但开始恢复，而且有了新的发展。”⑻与农民增加收入的同时，外贸局又从白区进口布匹、食盐，低价卖给农民，减少了商人的中间剥削，尽力缩小剪刀差，农民群众变“两头吃亏”为“两头得利”。农民得到实惠，对共产党和政府更加拥护，生产积极性更加高涨。一九三四年从春耕开始，尽管在“猛烈扩红”运动中，又有10万劳动力加入了红军队伍，⑼走上战争前线，可是，各项农活仍然如期完成，并夺得了全年大丰收。农民从切身利益中体会到，共产党不仅能组织领导革命战争，而且能组织领导生产，关心群众生活。长冈乡群众说得好：“共产党真正好，什么事情都给我们想到了。”⑽农民群众对苏维埃政府无限相信，参军参战一呼百应，交售公粮抢先完成，节衣缩食购买公债，齐心合力支援革命战争。

      三、中央政府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具体而又实际，反对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作风。

      中央革命根据地在农业生产上采取的各项政策和措施具体而又实际。毛泽东倡导的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在中央根据地领导农业生产上蔚然成风。一九三三年春，中央临时政府土地部根据当时生产的基础和条件，提出了全年粮食增产20%的指标。为保证实现这一目标，土地部第二号训令中，提出了十条措施，其中规定春耕做到二犁三耙，解决耕牛缺乏，增加肥料，选好种子，修好水利，铲尽鸦片烟苗，提早春耕，多种杂粮……直到开荒垦殖等，而每项措施又提出了许多保证落实的各项具体政策。例如，开荒一项，就提出了七条政策规定：1、县区做好调查研究，全面规划，划片垦植，反对盲目瞎干；2、农民开垦的土地，免税三年。3、垦荒田由政府分配，已分配的要督促本人去开，本人不垦的发动别人开；4、未分配的荒地要发动群众领取开垦证，有计划垦植；5、政府组织垦荒队。6、人多田少的地方可移民去开荒；7、各级政府要积极领导。⑾中央政府开荒训令和政策下达后，各级政府纷纷制定本区垦荒计划，组织农民垦荒队，开展垦荒劳动竞赛，结果，仅在一九三三年，江西一省就开垦荒田地面积20余万担，福建3万担左右。垦荒模范区——武阳第二乡200多担荒田，第六乡300多担荒田全部开出，兴国县全县当年就消灭荒田。一九三四年，江西省又开荒3万多担，福建省18948担，粤赣省12013担。当时，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由于国民党的烧杀政策和战争的破坏，加上“左”和“侵犯中农乱打土豪”的政策以及土地革命初期土地所有权的错误规定，造成大量田地的荒芜，中央政府号召有计划有组织的开垦荒田荒地是完全正确的，大大地恢复和发展了农业生产。

      一九三三年春耕到来之前，中央政府针对根据地耕牛缺乏的情况，（据毛泽东《长冈乡调查》记载，“农民中完全无牛的，平均要占百分之二十五”）采取了切实有效的措施，保证了春耕生产的正确进行。其中最主要的措施是成立犁牛合作社。“这一办法，是石水乡群众提出来的。”瑞金石水乡的经验，完全切合当前根据地农村的实际情况，所以，“我们希望各地都能实行。”⑿为此，中央政府土地部发出了《关于组织犁牛合作社的训令》，《训令》指出：“应该首先把没收地主富农的耕牛农具，组织犁牛合作社，有组织的分配，有计划的保护管理，才能使耕牛农具不致遭受损失。但是单把没收地主富农的耕牛农具组织起来，还是不够，必须发动群众入股，大家出本钱添买耕牛农具。此外，还要发动那些自己有耕牛农具的加入合作社，给他们以相当的租金，用互助两利的办法，来解决贫苦农民缺乏耕牛农具的问题。”创办犁牛合作社（或犁牛站），筹集资金的来源有三：没收地主富农多余的耕牛农具；群众集股；国家财政信用支援。与此同时，土地部还制定了犁牛合作社组织大纲，各级政府接到训令和大纲后，讨论了更具体的办法。为了更有效的指导各地犁牛合作社的工作，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还总结介绍了模范的瑞金叶坪乡犁牛合作社的经验。这样，犁牛合作社遍布整个中央根据地，缺牛的困难得到基本的解决，终于保证了春耕、夏耕和秋收冬种的胜利完成。中央根据地各级政府在解决劳力、水利、手工业等问题上也都同样做到有号召、有措施、有典型、有总结，实行具体的生动活泼的领导。

      临时中央政府，在领导农业生产中十分注意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作风，号召各级政府和工作人员，必须把农业生产“列入日常议事日程之一”，要“眼睛向下”，深入实际，根据中央的指示，“讨论本地进行的办法”。但官僚主义者消极怠工，闭着眼睛做决议、瞎指挥。中央对这种作风一经发现，便进行严厉的批评，有的在报上公开点名通报。一九三四年春耕运动中，长胜县召开的各区土地部长联席会议上曾决议“每担田亩要十斤石灰。”这个决定既不顾该县烧石灰的能力，又不顾各类田亩所需石灰数量的不同，这种盲目的决定，当即受到中央通报批评。（⒀毛泽东无情地痛斥了官僚主义，说要把“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⒁在领导农业生产中命令主义也是十分有害的。“命令主义表面上不怠工。好象在那里努力干”，但是，他们离开了群众路线，同样达不到搞好生产的目的。公略县一九三四年春曾下令“要全县消灭荒田”。实际上该县有荒田28万担，若要全部开出，势必严重影响春耕生产，良田也要变荒坵。其实中央分给该县开荒9万担田亩的指标，“着实够他们认真去领导发动群众完成的了”。 ⒂又如长胜县土地部下令“每家要种棉花3担亩”，该县有农户2.5万户，每家3担棉田，就要种7.5万担。这个县过去不是棉产区，种子、肥料、技术都无法解决，“这种不顾实际情形，只闭起眼睛开大口，除了浪费纸、笔、油墨，对于实际工作有什么帮助呢？”⒃中央局机关报《斗争》，也曾尖锐地批评过瑞金个别负责同志的命令主义作风，指出：“在农事正忙的时候用命令把一村的劳动力调到那一村去，或者不深入的去宣传互助社的需要，而用“编”的方法，这种认识是错误的有害的。”⒄中央根据地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实行具体的生动的领导方式，一切从实际出发，反对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作风，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四、重视农业科学技术在发展农业生产中的作用。

      临时中央政府和各级领导机关，一方面以正确的政策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另一方面又开始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大力宣传科学种田，传播农业生产知识。为了冲破反动派的经济封锁，保证根据地人民穿衣和防寒的需要，中央提出要根据地内几个省扩种5万担棉田，这对从未种过棉花的许多地区来说是一项新的种植任务，为了完成这一艰巨任务，中央号召各地立即进行品种和种植技术的科学试验并得到各地的积极响应，一九三0年以后，各县陆续建立了农业科学试验场，并设立农业研究学校和农产品展览所。如永定县工农民主政府在一九三0年就提出：“迅速以区为单位组织农事试验场农业研究会，以改良农业生产。”⒅江西省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也作出了“各乡组织肥料种子研究所，实行改良生产”的决议。一九三三年，江西省各县如瑞金、兴国等都设立了农事试验场，引试新品种，生产新谷种。几年来，“有须（芒）的谷种不用了，今年（一九三三年）粘种种得多，糯谷种得特别少”⒆为了提前收获，立足红军给养，经过试验种籼禾成功，因为“籼禾可以提早收割” ⒇为了推广良种先进生产技术，有些县设立了作物产品陈列室，陈列最好的农产品作为模范，加以推广。对展出的农产品，实行奖励。这些工作，在战争年代，虽然规模有限，但对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业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都起了很好的作用，初步显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中的重要因素，发展生产离不开科学。

      五、做好政治动员和组织发动，开展劳动竞赛，充分调动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中央根据地在发展农业生产中，十分注重政治动员。各级政府反复宣传努力生产与改善群众生活以及和支援革命战争的关系。毛泽东就是这样教育干部的。他说：“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现在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应当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21)中央政府在《关于春耕问题的训令》中也指出：“要把春耕运动大力宣传鼓动，动员广大群众彻底了解发展生产与加强革命力量的意义，去努力发展生产增加生产，并用革命竞赛的方法来鼓励群众。”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只有把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引导到总的革命方向上来，才能最大限度的持久的发挥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为了动员群众，必先动员自己。“凡属政府工作人员（从中央政府到乡政府）均须于不妨碍政府本身的日常工作条件下，尽可能的动员起来，亲自下田去帮助政府附近的红军家属及缺乏劳动力的贫苦农民群众耕田，以身作则的领导和鼓励全体农民群众千百倍的提高劳动热忱，来开展春耕生产战线的突击，以完成并超过增加二成收获量的计划。”(22)全体党员、团员、机关干部实行“礼拜六义务劳动”制度对当时的生产运动推动很大。党和政府的任务就是要宣传鼓动并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动员全体农民，“用与进行战争同样的热忱与英勇来开展经济战线上，生产战线上的突击。”(23)

中央根据地的党和政府在领导农业生产中，还充分注意发挥青年团、妇女代表会、贫农团、赤卫军、少先队、儿童团等各群众团体的组织作用，开展省与省、县与县、区与区、乡与乡、村庄与村庄、屋场与屋场、个人与个人的生产大竞赛，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形成一个大的生产热潮。竞赛的优胜者，除给予奖旗、奖状等精神褒奖外，还奖给生产资料等实物。如在植棉竞赛中获得优胜的瑞金县，中央政府土地部奖给了他们两头大耕牛。一九三三年，中央政府推广瑞金武阳区充分发挥各群众团体动员群众搞好生产的经验，反映了党的典型示范的工作路线。

      “武阳区是这样的：全区八个乡，春耕成绩一般都是好的，其中以石水、下州两乡最好。石水乡的成绩又超过下州，占了全区第一等。”石水乡“全乡2700多人，除老小疾病外，成年青年妇女儿童通通参加生产，激发了空前高度的劳动热情。”他们怎样动员起来的呢？“乡苏主席参加区苏讨论春耕的会议回去以后，连区苏委派去的指导员，首先开了党团员大会，随后开了乡苏代表会，接着开了贫农团大会，最后开了妇女代表会，赤卫军少先队儿童团下操时，都着重讲说了春耕。乡苏的妇女代表会都组织了宣传队。男女两宣传队均有宣传员二人（三村每村一人），队长一人，都作了春耕宣传，贴了标语。这样就在全乡开始造成了春耕的热烈空气，大家晓得春耕的意义、目的、计划与进行的方法了。”这是动员的开始。下一步是各类组织充分讨论，具体落实，组织耕田队、突击队，在“全乡都发动了生产比赛，激发了群众积极性和革命热情，本乡的办法：家与家比，屋（小村）与屋比，村与村比，乡与乡比，比什么？比耕耘，比肥料，比杂粮蔬菜种籽……比赛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党怎样发挥领导作用呢？“党在春耕中起了极强的党的领导作用， 全乡有党员150多，团员70多。一个总支（干事会11人），三村每村一个分支（干事会3人至5人）。为了春耕，5天开一次小组会，半个月开一次分支会，一个月开一次党支大会。”党团员在春耕生产中首先起模范带头作用。“石水乡的特点，是党、政府及群众团体三方面总的动员起来，这和许多地方一方面动了，另一方面不动的现象完全不同。在这里，党与政府当然是领导的中心，但若不推动群众团体尤其是贫农团与妇女代表会，决不能造成伟大的运动。”(24)中央政府土地部在《为夏耕运动给各苏维埃负责人的信》中指出：瑞金武阳区“真正做到了‘有组织的动员’，激发了农民群众空前高度的劳动热忱，取得了春耕的伟大成绩。”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频繁的战争年代，中央革命根据地党和政府在领导农业生产方面获得了伟大的成就，保证了革命战争的需要，改善了军民的生活，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里列举的只是几个主要的方面。中央革命根据地对农业生产的重视以及发展农业生产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工作作风和方法，对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如何克服生产关系中存在的一些缺陷，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克服由于“左”的政策对农业生产的束缚，仍然是摆在我们党的重大课题。

      历史和现实证明：党的政策正确与否是多么的重要。而农村政策的转变不仅反映了党中央对农业生产的重视，尤其是反映了党的一切从实际出发，恢复和发扬调查研究的作风，使党的政策，与农村实际、农民愿望一致，因而产生巨大的生产力。只要我们继续努力，加强党对农业生产政策的宣传，认真贯彻和不断完善农业生产政策，加大农业科学技术的应用推广，我国农业生产力将得到更大更快的发展，农村面貌将得到更深刻的变化。

（钟长润，男，本馆副科级干部、保卫科负责人）

 

 

注释：（1）选自《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中《赣西南特委（工作综合）报告》1930年9月20日

（2）选自《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中总前委与江西省委联席会议：《土地问题决议案》1930年10月19日

（3）《资本论》第3卷P142页

（4）《毛泽东选集》P117页

（5）《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

（6）《发展粮食合作社运动问题》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1932年8月21日

（7）选自《红色中华》1933年7月26日《收集粮食的战斗任务》

（8）《红色中华》1934年2月16日

（9）《斗争》第73期中《秋收粮食动员的总结》

（10）《毛泽东选集》P124页

（11）《红色中华》1933年2月25日

（12）毛泽东《长冈乡调查》

（13）《红色中华》1934年3月10日

（14）《毛泽东选集》P110页

（15）（16）《红色中华》1934年3月10日王观澜：《具体实现春耕运动的战斗任务》

（17）《斗争》54期《春耕运动在瑞金》

（18）《永定县关于土地问题草案》1930年

（19）《红色中华》1933年3月30日《在田野里》

（20）《红色中华》1933年3月30日《在田野里》

（21）《毛泽东选集》P105页

（22）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训令第9号：《为政府工作人员实行帮助春耕并自己种菜事》1933年2月20日

（23）《红色中华》1933年2月10日在社论《为着布尔什维克的春耕而斗争》

（24）中央土地部1933年4月22日《夏耕运动大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