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化 张志松
摘要：毛泽东是革命家，以“枪杆子出政权”和“不断革命”闻名于世。但他在大革命时期的革命实践却以“和平夺权”为基本特征，这种思想特点贯穿了他一生的革命活动，透过他参与和领导的各种斗争和革命运动的表象，可以发掘出其“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和平斗争”的深刻内涵。本文对1919-1927年毛泽东的和平夺权思想与实践进行了梳理，从革命转向、毛泽东的斗争历程、国共两党的特质、苏俄与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传统治乱经验、成本核算等方面进行分析，得出毛泽东以“文主武从”的价值观念为基本行为底线的结论，同时也是转换视角考察其革命行为的尝试。
关键词：大革命；毛泽东；和平夺权；文主武从
一、革命路径的转向
辛亥革命后的乱局和民主宪政实践的不成功，使许多有识之士意识到“革命尚未成功”。孙中山深入反思：“我们国民党这几年用武力的奋斗太多，宣传的奋斗太少。注重宣传的奋斗，便是挽救从前的弊端。”“从前何以不从事于有组织、有系统、有纪律的奋斗？因为未有模范，未有先例之故。”[1]经历系列挫折后，受俄国十月革命影响，孙中山的革命路径已然发生重大变化。五四运动前后，知识、工商和工人等阶层崛起，常以各种社会运动来表达他们反帝、反政府和要求革新的情绪。孙中山敏锐地对此给予关注和扶持，[2]日益深入地意识到群众基础对“国民”革命的重要价值。
1919年的毛泽东同样面临革命思想的转变。他在北京几个月后，观念由拘泥于湖南一隅到具有全国视野，由先前的思想博杂状态到逐渐清晰自己的人生道路，越来越倾向用苏俄式革命来改造国家和社会，但暴力革命的念头此时还存留在大脑中。五四运动后，他大倡“世界革命”，认为这是“世界的大潮”。但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军阀战争的血腥，他认为“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但自相矛盾，并且毫无效力。”因此，他赞同“呼声革命”和“无血革命”。[3]
无论孙中山的国民革命，还是毛泽东的呼声革命，其实质都是唤醒民众，以“民众的联合”来进行社会运动和社会改造，[4]从而显著区别于此前以暴力为基本手段的革命。由此逐步开启了大革命的序幕。在不断兴起的社会运动和民众强烈的厌乱情绪面前，选择何种方式来发动、规范与控制民众，并使之为革命所用，则成为了当时革命家引领革命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同时，革命家还必须进行夺权理念与斗争方式的调适，从而应对革命的新形势。理念和方式调适的差异影响了这批革命家此后的成败。
二、毛泽东的和平夺权实践
笔者并不否认毛泽东存在“枪杆子出政权”的暴力夺权思想，只是认为暴力夺权与和平夺权两种观念在他的思想中有顺次差异。他的行为与思想体现出暴力夺权为表，和平夺权为里的特点，其最高思想是“文主武从”的和平夺权理念，而暴力夺权观念则处于从属地位。此外，为更好地理解毛泽东和平夺权思想的演变过程和基本特点，本文中的“夺权”采广义概念，包括在家庭、社团、舆论、政党、政治、军队等方面的家长权、社团领导权、舆论话语权、党权、政权和军权等的争夺；在时限上也适度延伸。
（一）在湘的斗争实践及特点
早在韶山和长沙时期，毛泽东曾经较量父亲，反对老师，驱赶校长，驱逐军阀。但使用的手段却无一是暴力的。这一时期，他的斗争方式有以下特点：一是引经据典，以理服人。父亲送毛泽东上学，本希望他成为发家致富的助手；他却学有余力，引用经典对抗父亲和老师，使长者在事理面前哑然。[5]二是群众运动和舆论宣传。五四运动期间，毛泽东在长沙组织学生联合会和各界联合会，启发了他改造社会的“根本方法是民众联合”的思想。[6]随后进行的驱逐军阀张敬尧的运动，他除了继续依赖群众联合的方式进行示威、总罢课，还成立平民通讯社，起草发出大量驱张的稿件，并亲赴北京，向北洋政府进行过7次请愿。以此造成强大的舆论攻势。三是心理战。1917年11月，毛泽东组织警察和学生，利用溃兵的惶恐成功制服之。[7]这是他平生搞的第一次军事行动，并运用了心理战术。这一阶段，毛泽东的力量还很弱小。既无组织系统，也缺社会声望，更无军力后盾。因此，他的斗争特点体现为以经典为“法”，以舆论为“势”，以群众运动和心理战为“术”，靠智取而不靠力胜。但他只在退溃兵时短暂获得指挥权，其夺权胜率还很低。
此后，毛泽东除了更加重视群众运动外，还转向对话语权的争夺、对革命理论的注重以及对组织系统的依赖。一是争夺话语权。驱张后，毛泽东积极推动湖南自治运动。要求“湖南人民自决”、“建设民治”、“分省建立共和国”。并在各大报纸上发表十余篇重要文章，争夺运动的话语权。二是以主义为导向，以现实为说辞，用感情拉拢人。1920年下半年，新民学会产生内部分歧，[8]毛泽东吸取湖南自治运动的现实教训，认为要“立起主义的旗子，大家才有所指望”。他意识到“否认权力的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7]p78并试图把新民学会由研究性团体改造为政治团体，这与新民学会主要领导者萧瑜产生重大分歧。他尝试说服萧瑜，情到深处，甚至潸然泪下。[9]三是以组织形式拉拢工会领袖并改造之，[10]派干部到工矿进行合法斗争，[11]并整合工团，实行统一领导。四是利用国民党合法招牌，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组建湘各级国民党组织，从而夺取国民党在湘的领导权。[7]p118、133-134在省自治运动中，毛泽东争得话语权，但未能染指行政权；新民学会因内争导致分裂，他只获得对部分会员的领导权；在湘发展工人运动和国民党组织，则使他获取了较大的主导权。这一时期的事例表明，毛泽东的夺权手段已发生重大变化，他更加注重依靠组织系统作为发动、规范和控制群众运动的工具，使其和平夺权的胜率大增。
（二）在国民党内的和平夺权实践及特点
中共自创建以来，就强调“应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加入国民党的主观目的是推动国民革命，并“扩大我们的组织”，夺取群众，取得革命领导权，从而缩短政治革命到社会革命的过程，达到建立无产阶级独裁制的目的。[12]中共在国民党内争夺党权，同时也是对大革命中的革命政权及革命后全国政权的间接争夺。
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毛泽东担任过两党高级职务。中共四大（1925.1）上，他无缘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内地位骤降；直到中共五大（1927.4-5）才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3]在近两年半甚至整个大革命时期，他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实权和影响力比在中共党内要大，[14]他成为国民党左派核心人物之一。
作为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内锋芒日露的政治明星，毛泽东夺取国民革命领导权的实践主要有[15]：控制舆论制高点，以宣传来统一思想，从而加强左派和中共的领导力量；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组建国民党地方组织和乡村基层组织，从而控制群众并实现领导权；控制国民党培训机构（政讲班、农讲所等），并把其中的优秀者发展为党团员，引导受训者跟共产党走，从而通过受训者进一步实现对地方和基层组织的领导权；通过中共党团夺取在工会、农会、商会等群众组织的领导权；通过与右派斗争来巩固左派和共产党的领导权等。
在国民党内，毛泽东主要从事宣传、培训和党务工作。“宣传部是实现党政策的总机关”[7]p152是掌握实权的代理宣传部长[16]毛泽东在国民党内做宣传工作的核心思想。他试图通过宣传、培训来加强左派，打击右派，通过党来掌控军队。在1926年1月的国民党二大上，中共党团几乎实现通过掌控国民党左派以控制国民党中央的目的，[17]甚至逼得蒋介石也不得不以左派面目自居。[18]这引起国民党极大的疑惧。蒋介石派邵力子到苏联，请求共产国际承认国民党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但遭到拒绝。[19]在1927年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等人试图以左派总政治部取代右派的军人部，[7]p187以此控制右派掌权的军队，但未能落实。不到1个月，“四一二政变”爆发。
这一时期，毛泽东夺权思想的显著特点是：以政党组织系统为核心依托，试图以宣传、培训和党务工作等手段来扩大对国民革命的主导权。但在蒋介石等右派的强大军力面前，毛泽东和中共无军力后盾的和平夺权未获成功。
三、毛泽东的和平夺权思想分析
（一）演变节点和主要特点
毛泽东和平夺权思想的演变节点：一是驱张运动。此前，他依赖历史经验和民众社会运动。此后，开始尝试争夺话语权，以主义为导向，并以政党组织系统作为发动、规范和控制民众运动的工具。二是国共合作。毛泽东进入国民党高层，他强化了政党组织系统和政工手段在和平夺权中的效能。三是“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中山舰事件”发生，使中共迅速考虑转换革命手段，由先前派党员和进步青年到军校学习、到军队工作的暴力手段预备，[20]到毛泽东等人倾向启动暴力手段[21]。“整理党务案”后，中共失去在国民党中央的组织、宣传和农运等大权，[7]p165-166[22]毛泽东提醒中共中央注意军事。四是国共分裂。国民党“迫使中共从合法斗争走入非法斗争”，“不得不走上国民党武装夺权的旧路”[23]。这使毛泽东的和平夺权思想迅速由显性走向隐性，但也仅是“以60%的精力注意军事”[24]。
即使如此，毛泽东在此后领导暴力斗争的同时，依然在沿袭并深化和平夺权思想。比如：在与国民党斗争中，除依靠暴力手段外，还时刻不忘舆论、经济和兵运等非暴力工作 [25]。在中共队伍内，更是坚定地朝“以党统军”方向迈进。以政治思想教育[26]和组织手段等和平方式为主来实现对革命力量的整合以及获取队伍领导权。他认为“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27]。
由上可见，毛泽东的夺权思想有两大基本特点：一是和平手段。这是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夺权实践的典型特征。大革命后，和平手段隐居幕后，演变为以暴力斗争为后盾的和平手段，以战争求和平，以斗争求整合。二是文主武从。政治高于军事，以党统军。政工手段高于军事手段，政工人员领导军事人员。最典型的例子是三湾改编和红四军内部的分歧与整合[28]。
（二）影响和平夺权思想的诸因素
中共当时是革命党，但从革命手段的实施看，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却不是暴力政党。这由多种因素决定：首先，苏俄在中国寻找盟友初期，并未把毫无武力的中共放在首位[29]；其次，共产国际在中国培植武装力量，也指向有武力基础的国民党，而把中共暂定为以和平手段进行群众动员以配合资产阶级革命的“预备进行苏维埃革命”的政党[30]；再次，中共领导层以知识分子为主体，带有较为浓厚的“浪漫”革命色彩，认为只要采取宣传工作、群众运动、增强国民党左派等和平手段，就可以“化右为左”[12]p181，从而实现对革命的领导权。中共除认识局限外，还有党员数量的劣势，没有足够力量从事暴力工作。
国民党则向来重视暴力，由孙中山“用武力奋斗太多”的反思可见一斑。因此，国民党在改组和北伐中，并未让中共染指军事核心控制权[31]。1924年孙中山“以俄为师”改组国民党，体现了“三民主义为体，俄共组织模式为用”的特色；试图以政党为核心，形成党国体制和党军体制。但随着军事领袖蒋介石的崛起，最终以军权裹胁党权，建立了以党治为表、军治为里的独裁政权。[32]这与苏俄及中共“以党统军”的理念有显著区别。何况，自合作以来，国民党对中共素存戒心，即使是孙中山和廖仲恺也不例外[33]；蒋介石的戒备之心则更为强烈[34]，在“整理常务案”前，他就令其领导的第1军中的中共党员退出[35]。虽然国民党的组织涣散并不利于中共通过组织系统来和平夺权[36]，但其主抓军事的特质更不利于中共暴力夺权。因此，中共当时选择和平夺权也是国民党的特质和国共合作中的权力分配架构使然。
中共自身的弱小和认识局限、苏俄与共产国际的对华策略以及国民党的特质和对中共从事暴力工作的戒备，还有缓解民众厌乱情绪并树立其“以战止战”的信心从而唤醒民众赞助革命的现实需要，是促使毛泽东采用和平夺权途径的客观原因。
此外，毛泽东还受历史经验的深刻影响，“文事必先于武力，安内必先于攘外，故政治必先于军事”[37]。结束五代十国乱局的宋太祖，收节度使之兵，代之以文臣，并让“文人高于武人”[38]。这是治乱的历史经验，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后发表“唐宗宋祖，稍逊风骚”的词句，正反映了他对宋太祖“文治”的深刻理解和灵活运用。近代中国的革命领袖，从洪秀全，到孙中山、再到中共早期历任领导者，大多是文人，具有典型的以意识形态引领革命暴力的理念。孙中山学苏俄建“党军”，也意在恢复“文主武从”的政治 [4]前言p1，这是救治民国初期军阀割据的对症良方，毛泽东在这一点上与他存在理念上的高度契合。
还有一项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从成本核算来看，革命高于改良，暴力高于和平，武事高于政工。从小就在月光下被父亲训练双手打算盘[39]的毛泽东深谙经营之道，因此，他在辛亥革命后短暂当兵，但毫不留恋升官发财的可能，不久即弃兵从文；驱张运动后，他已产生强烈的革命心理，但只要有和平夺权存在的可能性就不会轻易转向暴力；大革命中，军队蓬勃发展，他却不染指军事；大革命失败后，他虽然领导武装，但坚守政工身份而不直接做军事将领。从主观上看，成本核算和“文主武从”的价值观念是毛泽东行为取向的基本底线，这决定了他的夺权理念以和平方式为灵魂，若非万不得已，不会转向赤裸的暴力。
（三）和平夺权思想的历史意义及局限
毛泽东的和平夺权思想契合列宁的革命原则，列宁强调“尽一切可能保证不放过革命和平发展的‘最后’一个机会”[40]。此外，还有以下重要意义：1.继承并发扬了解决军阀割据的历史经验；2.以和平理念为灵魂能够缓解民众厌乱情绪，极大地获取道德正义性并提升统战向心力[41]；3.保证组织运作的顺畅，发挥群众的巨大能量并抑制其在社会运动中“放纵野蛮的原始本能”[42]，从而有效地整合国人力量以实现革命目标的历史要求；4.符合当时中国革命政党向现代群众动员型政党演进的大趋势；5.顺应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文官制度改革和加强行政权力”[43]的世界潮流。
和平夺权与“文主武从”理念有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但在此后的实际运作中也存在以下局限：造成领导系统二元制和冗员问题[44]，加重财政负担；加剧成员之间的激烈竞争，尤其是激化政工干部与事务干部的矛盾[45]；大革命后，以武力为后盾的和平夺权思想使政工教育和组织方式等温和手段产生暴力表象[46]，并形成惯性，使该思想变得更加隐晦，从而掩盖了事实真相；此外，还过多受制于历史经验而缺乏与政治现代化的持续有力沟通，使该思想的实施效果与预设理想脱节[47]。
四、研究价值：挖掘革命表象下的思想潜流并转换考察视角
中共早期知识分子中潜伏着一股较为明显的和平夺权和“文主武从”思潮，这既受列宁夺权策略的灵活性和布尔什维克党组织观念的影响，也受中国传统思想与当时革命势力对比变化的影响，更是知识分子自身思想特质在革命中的真切反映。自中共创立到大革命失败前后，有这种思想的中共知识分子不断分裂，有的怀疑暴力而脱离队伍，有的甚至反目成仇。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部分中共知识分子则坚决走上苏维埃革命道路，同时把和平夺权和“文主武从”思想的实践重心由党际联合领域向中共党内移植并加以深化，但在表象上因暴力斗争的频发而使该思想显得更加隐晦，从而掩盖了暴力夺权背后更深层次的思想因素。本文透过革命表象，对此进行了挖掘，同时也是转换视角考察这段革命史的一种尝试。此外，挖掘和平夺权和“文主武从”思想对研究中共创建史和中共知识分子群体有较为重要的价值，对研究中共统战思想、党军关系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有一定的启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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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1.黄化，南湖革命纪念馆，馆员，馆刊执行编辑，历史学硕士。
2.张志松，南湖革命纪念馆，副研究馆员，馆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