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万娥
[摘 要]1931年11月7日，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在领导苏区军民开展治国安邦的伟大实践中，十分重视苏区的粮食工作，在他的提议下成立中央粮食人民委员部。陈潭秋当选为苏区中央政府粮食人民委员后，建立健全粮食机构，出色地领导了粮食突击运动。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关键时期，他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超额完成了借谷任务，不仅为红军的持久战斗提供了有力保障，而且为革命战争时期做好粮食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关键词]陈潭秋；中央苏区；粮食工作
1934年1月2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大会总结了两年来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历史经验，提出了苏维埃今后的战斗任务，具体讨论了红军建设、苏区经济建设、苏维埃政权建设等问题，通过了苏维埃宪法修正案和各种提案的决议案，选举了新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主席、各中央人民委员。在毛泽东的提议下，大会决定成立中央粮食人民委员部，专门领导中央苏区的粮食工作，并选举陈潭秋为中央粮食人民委员（粮食部长）。粮食人民委员部成立后，苏区中央政府将原属国民经济部所辖的各级粮食调剂局及粮食合作社一并划入粮食部管理。粮食人民委员部设在瑞金沙洲坝村的廉太屋，下设备荒科、仓库保管科、粮食调剂局、红军公谷委员会、土地税谷保管委员会、合作社指导委员会等适合战时需要的机构。
勇挑重担，领导筹粮运动
陈潭秋就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任粮食人民委员后，立即着手建立各级粮食局，建立健全粮食机构。随着中央粮食部的成立，苏维埃地方政府也在省县二级设立了粮食部，区设立粮食科，乡设粮食委员，整个中央苏区政府的粮食组织体系基本形成。1934年1月，中共中央和第二次全苏代表大会主席团发布的《关于完成推销公债征收土地税收集粮食保障红军给养的突击运动的决定》指出：“收集粮食保障红军给养，同时调剂粮食市价，发展苏区经济，是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条件之一。这一粮食的来源，最大的是建设公债，其次是土地税与红军公谷”[1]。为了保证公债推销和粮食收集任务的完成，中央人民委员会于2月作出了《关于粮食突击运动的决定》，要求在3月15日前完成全部收集任务。
在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创建之前和创建之初，红军的“一切开支”包括粮食供给，主要靠“打土豪”的方式解决。随着土地革命战争的深入开展，中央苏区各级苏维埃政权逐步建立起来，农民分得了土地，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粮食产量增加，为中央苏区的粮食供给打下了基础。但是，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围剿”后，在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封锁下，中央苏区的面积逐渐减少，而粮食需求量却不断增加，征粮工作很难开展。面对这些困难，陈潭秋紧急动员机关干部积极参加春季收集土地税和发行谷子公债的突击运动。在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下，经过仅仅一个半月的努力，“大多数县份一般地已经完成或快要完成，收集到的谷子在百分之六十以上，现款约占百分之四十弱，相当解决了粮食问题的困难，相当保证了红军及后方机关的给养”[2]。
陈潭秋在《收集粮食突击运动总结》一文中，充分肯定了收集粮食突击运动取得的成绩，认为“这些都表现了干部的积极领导作用，与广大群众拥护革命战争、拥护苏维埃红军的热忱”。他同时指出，“粮食突击的任务，至今还没有全部完成，收集谷子的数量也未能达到预定的计划”。他通过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认为“粮食突击运动不能如期全部完成”，主要原因是“各级粮食部还没有达到应有的健全”，“使粮食突击运动失去了中心领导”，并指出“中央粮食部对于这一错误应负主要责任”。他总结了突击运动中“最可宝贵的教训”：“为了保障前方部队的给养，主要战线的后方与各边区应当是收集粮食最重要的区域，然而我们对于这一问题的注意非常不够，而且太迟”，因而“相当影响了前方部队的给养”；突击工作的方式应当是“经过当地组织，经过党团、工会及地方政府，有计划地动员，帮助和推动当地组织来进行突击运动”，“任何想脱离当地干部来直接进行突击的企图，都必然遭到失败”[3]。
陈潭秋深刻地认识到：“粮食问题在残酷的国内战争中，在最后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决战中，仍旧严重地摆在我们面前，需要我们用最大的力量来全部完成收集的任务，使红军给养得到完全的保障”。在总结收集粮食突击运动的经验和教训的同时，陈潭秋结合当时的形势，提出了今后工作的重点：不仅要“继续完成落后地方的收集运动，特别是边区与主要战区后方的地区”，而且要加紧解决各地粮食的运输问题，使“储存粮食与需要粮食的地区得到好的调剂”。同时，要建立和健全各级粮食部，要严格检查土地税和公债的征收情况，“检查工作必须与反贪污斗争密切地联系起来”。此外，还要“整理粮食调剂局的工作，扩大和整理粮食合作社”。他号召继续开展节省粮食运动，并强调要“使这一运动开展到下层以及群众中去”[4]。
以身作则，强化干部管理
随着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爆发，中央苏区的粮食出现了严重的短缺。为了保障前线红军将士的粮食供给，中央人民委员会决定在机关干部中发起节粮运动。为此，陈潭秋在《红色中华》上发表《把节省运动开展到群众中去》一文，不仅积极响应“节省三升米来捐助红军”的号召，而且为节粮运动指明了方向，即“只有艰苦地深入地动员群众，才是完成和超过节省计划的保证”。他在文章指出：“各级政府特别是各级粮食部门要最紧张最负责的来领导这个运动，具体估计群众的情绪与群众粮食的情况，规定切实的计划与动员方法，组织群众的节省竞赛和节省号召”。同时，要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最艰苦最深入地进行充分的宣传解释工作，使群众彻底了解，自觉自愿的节省，要绝对禁止脱离群众的强迫摊派办法”，更要“防止贪污的发生”，“如有贪污的事件，必须严厉地给予制裁”[5]。
陈潭秋不仅在节粮运动中以身作则，而且要求机关干部要起到带头作用。他要求中央粮食部全体工作人员在原来节粮的基础上每天每人再节省二两米，并向其他各机关发出了节粮的挑战，随后中央财政部、中央教育部、中央劳动部及各省、县机关等热烈响应这一挑战，并各自提出了应战的具体措施。与此同时，他还要求“发动群众开垦荒地，多种杂粮瓜菜，准备夏荒”，动员群众“多晒干菜，捐助前方红军”。尽管当时环境险恶，困难重重，但是陈潭秋经常对身边的同志说：“革命战争愈加开展，战争的需要也随着增加，这种胜利中的困难，我们是有把握在胜利中来克服的，特别是广大群众拥护革命战争的积极性，是我们克服一切困难的最坚实的基础”[6]。
陈潭秋十分注重对粮食工作干部的培养。他经常说：“地方干部是当地群众的领袖，他们与当地群众有密切的联系，他们在群众中有极大的领导作用”[7]。当时，在粮食部门的工作人员，大多是从各部门或基层抽调来的，少部分是原来粮食调剂局的。他们中的大多数对打算盘、过秤、写帐、收藏及保管粮食等业务都不熟悉，有的甚至连写帐、打收条都不会。针对这种情况，陈潭秋组织了各种短期训练班，如财会班、文化补习课、收藏保管训练班等，带领广大干部一边学习，一边工作，在工作中学习，以学习来推动工作。曾在陈潭秋身边工作的王观澜回忆说：“在筹粮期间，陈潭秋同志非常关心我们的工作。当时没有无线电通讯设备，又没有长途电话，他就三、五天给我写一封信”，“这也是我们较好的完成任务的一个重要原因”[8]。
“粮食的征收、集中运输与保管，均是非常重大的工作”。因此，陈潭秋要求“各级粮食部在秋收委员会与主席团的领导之下，进行征收、集中运输与保管的工作”。乡一级设立粮食收集委员会，直接负责征收和收集工作。乡粮食收集委员会下有4名技术员，“负责调查和填写免税、减税及纳税的说明书”，其中“一人管打收条，发借谷票及记征收帐”，另外有3人是监收员，“必须选择在谷仓附近并绝对可靠的同志担任”，一人管理钥匙，一人管理军谷（即红军公谷，红军公田生产出来的谷子），一人负责称谷。他还指出：“征收与收集地点，必须设在仓库附近”，“收集地与储藏地相隔很远的，收集与征收地点必须设在运输站附近，以便随收随运，切不可稍为马虎与迟缓，使粮食受到损失”[9]。陈潭秋对粮食工作人员强调说：“如果我们没有好的收集与保管，使群众动员来的粮食受到损失耗散，这不是说明别的，只是说明我们对保证红军给养的工作怠工”[10]。
忘我工作，完成借谷任务
1934年6月，中央苏区正处于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关键时期，中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人民委员会发表《为紧急动员24万担粮食供给红军致各级党部及苏维埃的信》，强调各级党部及苏维埃必须：“第一，真正开展群众节省三升米的运动，从节省中得到7.5万担谷子”；“第二，必须没收地主、征发富农的粮食6.5万担”；“第三，必须努力发动群众借10万担谷给红军”。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所以一些干部产生了畏难情绪。为了革命事业的顺利发展，陈潭秋没日没夜地工作着。他不仅与同志们商讨解决的办法，而且率领工作人员深入到区、乡进行调查访问，了解群众存粮的情况。同时，他大力开展宣传工作，向群众说明借谷的道理，耐心细致地做动员工作。在借谷运动中，陈潭秋坚决而又灵活地执行中央政府的筹粮、借谷政策，决定全部没收地主的余粮，根据具体情况征收富农的余粮。
到7月中旬，各地粮食源源不断地入仓、转运，到7月底就超额完成了借谷任务。为了配合借谷运动的开展，陈潭秋领导粮食部印发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借谷票，有一百斤、五十斤等各种面额，票面中有一幅反映中央苏区群众热烈支援红军的图画，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些群众把这些借谷票保存到全国解放。陈潭秋在《二十四万担粮食动员的总结》中指出：“由于党的正确领导，由于广大群众热烈地拥护革命战争和负责地保证红军给养，由于一般干部积极努力与不疲倦的斗争精神；党和人民委员会号召二十四万担粮食的动员，已经基本的完成而且多数的县份超过了，这对于红军秋收前的给养，可以说得到相当的保证，对于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不能不说又增加了一个有力的条件”[11]。
1934年7月22日，中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人民委员会作出《关于在今年秋收中借谷六十万担及征收土地税的决定》，这是中央苏区开展的第三次借谷运动。《决定》指出：“为了保证红军今后粮食的供给，中央特批准各地苏维埃与工农群众的请示：举行秋收六十万担借谷运动，并决定立即征收今年的土地税” [12]。为了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陈潭秋强调不仅“要坚定执行党的指示，要进行广泛深入的政治宣传鼓动，反对任何强迫摊派的方式”，而且要“团结和组织模范的红军家属和积极分子来领导群众”，还要“克服过去工作上的弱点和错误，彻底消灭文牍主义的领导方式”[13]。在陈潭秋的领导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秋收借谷运动就超过了预定计划。至9月30日，秋季粮食突击运动任务数为80.5万担，实际完成72万担。其中：借谷任务60万担，完成58.8万担；应收土地税谷20万担，实收12万担；应收红军公谷0.5万担，完成1.2万担。除被国民党军队占领的区域中断粮食突击运动等因素外，其余各地均超额完成突击任务。
由于“左”倾错误的发展，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遭到严重损失，根据地日益缩小，军力、民力和财力消耗巨大。在这种情况下，红军只能被迫撤离中央根据地。因此，粮食部再次面临着紧迫而艰巨的筹粮任务。当时农村环境缺乏大粮仓，运输条件又较差，在很短的时间内要集中几十万斤粮食非常不容易，而要把这几十万斤稻谷碾成米就更难了。面对困难，陈潭秋从容不迫，统一筹措，没日没夜地工作着。他发动群众，上下齐动手，军民齐努力，老幼皆上阵，终于胜利完成了红军撤离前的粮食准备工作。不仅如此，他还从整体出发，作了全面安排。他要求不仅要解决红军转移途中携带的粮食，而且要给留下的部队准备好粮食，还要安排好中央苏区群众的生活。因此，粮食部在筹粮的过程中，既为红军转移储备了必要的粮食，也给游击队和中央苏区群众留下了适量的粮食，不仅满足了部队的需要，而且保障了群众的利益。
陈潭秋担任粮食部长期间，正值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他在斗争中开拓工作新局面，依靠各级组织力量，充分发动干部群众，胜利完成了三次大的粮食筹集任务，不仅有力地保障红军的持久战斗，也为革命战争时期做好粮食工作积累了经验。此外，陈潭秋还领导各级粮食部门发展粮食生产，增加苏区粮食生产总量；发行苏维埃政府粮食票证，实现苏区粮食调控；加强中央苏区粮食干部的思想作风建设，提高粮食工作人员的政治、业务素质等。陈潭秋对工作认真负责，与群众同甘共苦，受到了中央苏区干部群众的广泛赞誉，被称为“人民的好粮食部长”。
参 考 文 献
[1][12]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82，352页.
[2][3][4][5][6][7][9][10][11][13]陈潭秋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32，133—134，136，138—139，137—139，134，150—151，146—149，153，155页。
[8]中共黄冈县委会：《回忆陈潭秋》，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6页。
作者简介：高万娥，女，武汉革命博物馆党委书记、副馆长、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历史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