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春生 杨艺
【摘 要】广泛开展舆论监督,是中央苏区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打造“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中发挥了监督利器的特殊作用，其成功经验给现实以深刻启示。
【关键词】舆论监督 反腐倡廉 经验启示
1933年12月，中央机关报《斗争》刊发了苏区中共中央局常委、宣传部长兼中央党报委员会书记张闻天的署名文章《关于我们的报纸》，指出“我们的报纸是革命的报纸，是阶级斗争的有力武器”，苏维埃报刊对腐败现象“必须给予最无情的揭发与打击”,“使他们不能在苏维埃政权下继续生存下去，这样来改善我们各方面的工作，来教育广大群众”。这是中央苏区各级党政组织高度重视、支持、运用舆论监督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的一个生动缩影，也是苏区报刊持续、广泛、深入开展反腐倡廉舆论斗争的一个生动缩影。中央苏区时期，“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和红军部队，都办有报纸和刊物”。据2011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红色记忆中央苏区报刊图史》一书研究统计表明，“中央苏区的各类报刊达到了312种”。这些报刊中，既有象《斗争》《红色中华》《红星》《青年实话》《苏区工人》等最具代表性、发行量大、影响深远的刊物，也有图文并茂和通俗易懂的油印或传单式小报。利用这些报刊媒体广泛开展舆论监督，是中央苏区反腐倡廉建设的一项重要的制度创新和工作法宝。在苏区各级党政组织的高度重视与支持保护下，苏区报刊普遍设立了《突击队》《轻骑队》《铁锤》《铁棍》《铁锥》《铁帚》《红板》《黑板》《反贪污浪费》《自我批评》《苏维埃建设》《党的生活》等舆论监督专栏（或专题、专版），旗帜鲜明地开展反腐倡廉舆论监督，毫不留情地揭露批判官僚主义、贪污浪费等各种腐败现象，以舆论监督“无处不在的眼睛”，使腐败分子无藏身之地，营造了浓厚的反腐倡廉舆论氛围，建设了清廉清正清明的政治生态，打造了中央苏区“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
一、主要经验
一部中央苏区革命史，也是一部反腐倡廉斗争史。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也不是纯而又纯的，它不是建立在与世隔绝的真空中，而是建立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处在旧思想、旧风俗、旧势力的侵蚀骚扰之中，因而形形色色的贪污腐化现象，不同程度地在一些苏维埃政府中滋生蔓延，有的还十分严重，甚至威胁着革命战争的胜利和政权发展的基础。开展反腐倡廉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和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面临的紧迫任务、必然选择。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苏区报刊高扬舆论监督大旗，匡正时弊、激浊扬清、严肃法纪，成为这场没有硝烟的反腐败斗争的发起者、推进者和督促者，在中央苏区反腐倡廉建设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舆论监督和鼓动导向作用。概括起来，其主要经验有下面几点：
（一）服从服务大局，注重舆论监督的导向性。一是正确把向，凸显鲜明的革命性。张闻天在《关于我们的报纸》中指出“我们的报纸是革命的报纸，是阶级斗争的有力武器”。苏区报刊“是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喉舌”，“是中国工农劳苦群众自己的报纸”。因此，它们必须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成为党和苏维埃政府宣传政治思想主张、开展革命斗争的重要舆论阵地。纵观苏区报刊的反腐倡廉舆论监督，自始至终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一切服从服务于革命战争，一切服从服务于党的中心任务，一切服从服务于苏维埃运动需要，一切服从服务于人民群众需求，体现出鲜明的政治性、革命性、时代性和鼓动性。比如，《红色中华》在其发刊词中明确创刊目的：“组织苏区广大劳苦群众积极参加苏维埃政权，尽到批评、监督、拥护的责任；指导各级苏维埃实际工作，纠正各级苏维埃在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又如，《青年实话》在创办初期就确立了根本方针：“报纸为着战争”，着力研究和揭示各种错误思潮，以团结组织与教育动员红军战士。二是旗帜鲜明，凸显严厉的批判性。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始终观点鲜明、毫不含糊。比如，《斗争》第2期发表洛浦的《关于新的领导方式》，对在苏维埃政府与党内机关中存在个人领导的不负责任的所谓“新的领导方式”进行了批判，提出坚持集体领导的重要性，反对事务主义、包办主义。又如，《斗争》第63期发表潘汉年的《这样的作风好不好》，对苏区的官僚作风的种种表现及危害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批判，倡导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工作方式的斗争。再如，1932年3月2日，《红色中华》发表项英撰写的《反对浪费，严惩贪污》，指出“这个时候，谁要是浪费一文钱，都是罪恶，若是随意浪费，那实际是破坏革命战争。至于吞没公款，营私舞弊等贪污行为，简直是反革命”。三是紧贴中心，凸显浓郁的主题性。1932年12月，《红色中华》发表项英署名社论《发展生产节俭经济来帮助红军发展革命战争》，标志着中央苏区反腐败斗争正式拉开了序幕。苏区报刊紧紧围绕中央的部署和安排，着力聚焦反贪腐浪费、反官僚腐化、反消极怠工等廉政建设主题，大力宣传训令法令，深入剖析大案要案，及时报道反腐成果，以主题舆论提升监督实效，扩大舆论监督影响。例如，为配合中央政府开展的“节省运动”，苏区报刊推出了一系列的社论、评论、消息、通讯、杂文、漫画等，提出了“节省每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每月节省三十万来帮助革命战争”，“为四个月节省八十万元而斗争”等响亮口号，推出了一大批开展节省运动的先进典型模范，刊发了《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第14号》《中央执行委员会26号训令》等相关条规法令，严肃惩处和曝光了一大批贪污腐化分子。在强大的舆论监督与宣传鼓动下，一场席卷苏区的节省运动得以轰轰烈烈地开展，其斗争之坚决、成果之显著、影响之深远，单从《红色中华》就可见一斑。翻看这一时期的《红色中华》，几乎每期都有各机关、团体、企业、部队、学校开展节省运动的内容。据该报记载：1933年11月中央苏区经费预算总计为3303145元，12月份就降至2415057元，节省了888088元；1933年11月，中央政府各部门预算总额为12032元，1934年3月增设了粮食部，预算总额反而减少到2831元，节省了9201元；中央审计委员会，仅1933年12月就节省了20万元以上。
（二）践行群众路线，注重舆论监督的群众性。一是发动群众检举。苏维埃规定：“给予一切革命的民众完全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与罢工的自由”，“每个革命的民众都有揭发苏维埃工作人员的错误和缺点之权”。为深入开展群众检举运动，1932年初，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开展检举运动的训令。1934年，中央工农检察部又连续下达了《怎样检举贪污浪费》、《继续开展检举运动》，强调要“采用一切方法来鼓励和吸收群众的意见”，推动检举运动“成为广大群众斗争的行动”。这些条规和训令的出台，有力保障了工农群众对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批评、监督、检举、检查的权力，充分调动了群众参与检举揭发贪污腐化现象的积极性。二是组织群众监督。建立各级控告局和临时检举委员会，专门受理群众举报。组织群众参加突击队、轻骑队、工农通讯员、群众法庭、巡视员等群众监督组织，要求“每个乡，每个村，每个屋子，每个机关，每个企业中都应该有它的通讯员”,并且各机关、群众团体、圩场、村庄以及城市中各街道，都要找素质好的群众来担任通讯员，“作为工农检察部的耳目”。这些突击队、轻骑队、工农通讯员等以不同形式深入机关、乡村和企业等基层一线，调查、检举、揭发贪污腐败分子。《红色中华》《斗争》《青年实话》等苏区报刊与这些群众监督组织联动互动，专门开辟了《突击队》《轻骑队》等群众性舆论监督专栏，大量刊登工农通讯员、突击队员、普通群众的来信来稿，从而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群众性舆论监督网络，使腐败分子时时处在人民群众的包围之中，有力地打击震慑了腐化堕落分子。三是依靠群众批评。既发动群众开展检举运动，又发动群众撰写批评稿件，紧紧依靠群众进行反腐败舆论监督，是中央苏区舆论监督取得实效的重要举措。苏区各级报刊普遍没有专职记者，基本全靠通讯员投稿。例如，《红色中华》通讯员有400多人；《红星》仅专职通讯员就有500多人。通讯员中，有党、政、军的各级领导干部，更多的是基层工农兵群众。为便于及时反映群众呼声，许多苏区报刊还专门设立了《读者言论》《读者来信》等栏目，用于刊登读者的批评建议、时事言论和表扬稿等。依托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群众性舆论监督，使一个个大案要案得以及时查处，一个个蛀虫害虫被清除出革命队伍。“特别是各级机关的工农通讯员，他们起了很大的作用，大多数的贪污案件是由于通讯员的通讯而检举，更由于群众的参加与揭发”。《红色中华》167期刊载的《关于中央一级反贪污斗争的总结》写道：“经过二个多月，获得了大的成绩……贪污分子送法庭制裁的29人，开除工作的3人，包庇贪污与官僚主义者送法庭的1人，建议行政机关撤职改调工作的7人，给严重警告的2人，警告的4人”。
（三）把握关键环节，注重舆论监督的权威性。一是选取“最标本”的内容。1933年2月，《青年实话》第4期刊发《<青年实话>的革新计划》，在谈及《轻骑队》选稿要求时说道：“轻骑队内容，仅采取最标本的，同时废止讥诮的口吻，而且教育的态度去纠正青年的错误。受轻骑队举发了的分子，须经过各地组织，考察与帮助其改正错误。”在开展反腐倡廉舆论监督中，苏区报刊始终强调选择那些“最标本的”内容，选择那些最具代表性、紧迫性、严重性的问题与错误，选择那些具有典型性、现实性、针对性的文章与案例，予以公开曝光和无情抨击。例如，《红色中华》刊发的《贪污与腐化》《奇妙的罚款》《合伙瓜分公款》，《青年实话》刊发的《不良青年的标本》《劳动部长未免太劳动了》等众多新闻监督稿件，其内容都兼具“最标本”的特点，发挥了很好的监督作用。又如，左祥云贪污案，谢开松贪污案，钟圣谅、钟铁青贪污腐败案，吴泽元腐败案等典型大案要案，苏区报刊不仅及时报道了其案情和处理结果，有的还配发了中央苏区领导人撰写的评论，敲响了拒腐防变的警钟，彰显了中央反腐倡廉的决心。二是发出“最权威”的声音。在反腐倡廉舆论监督中，苏区报刊对于大案、要案的曝光，重要社论、评论的发表，重要训令、法令的发布等，大都由苏区中央局、中央军委和苏维埃中央政府的领导人及各有关部门负责人亲自撰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瞿秋白、项英、张闻天、任弼时、陈云、李富春、李维汉、博古、杨尚昆、邓小平等都为《红色中华》《斗争》等中央苏区报刊撰写过社论和文章。如《关于新的领导方式》《反对浪费，严惩贪污》《实行工作检查》等反腐倡廉重要文章，均出自中央领导或纪检监察机构主要负责人之手。这些权威机构或权威人物在报刊上的铿锵发声，不仅体现了党和苏维埃政府对反腐倡廉舆论监督的重视与支持，也体现了党和苏维埃政府铁心反腐的信心与决心，使舆论监督更有号召力和震慑力，更有严肃性和权威性。三是进行“最真实”的报道。张闻天在《关于我们的报纸》一文中强调：“我们所需要的是真实，我们不需要在我们的真实上加以什么粉饰”。报刊宣传要“如实地反映出苏维埃的实际，真正为党与苏维埃政府所提出的具体任务而斗争”。在开展反腐倡廉舆论监督中，苏区报刊切实把党内监督、政府监督、纪检监督和群众监督等紧密结合起来，致力报道“第一手”、“最本源”的检举、揭发、审查、惩治成果，大力增强了舆论监督报道的真实性、本源性。例如，《红色中华》《青年实话》等苏区报刊，紧密与“突击队”、“轻骑队”等监督机构联动互动，长期开设了对应的《突击队》《轻骑队》等舆论监督专栏，及时报道来自“突击队”、“轻骑队”的最新反腐动态与成效。有时，苏区报刊还通过发布公告等形式，直接公布惩治贪污腐化判决书，以最直观的反腐成果教育震慑党员干部。四是开展“最无情”的打击。首先，不惜版面持续聚焦。苏区报刊始终聚焦反腐工作，在版次编排和版面使用上不遗余力，或安排头版头条，或开设通栏专栏，或动用多个版面，大量推出反腐倡廉舆论监督稿件，持续保持了舆论监督高压态势。例如，翻看《红色中华》等苏区报刊，经常看到在《建立确实的预算决算！开展反贪污斗争！》《节省经济！一切帮助给予战争！》等通栏标题下，整版或几版都刊登贪污腐化问题揭露揭发批评文章，造成强烈的视角冲击和心灵震撼。其次，不惜笔墨深入揭发。如《红色中华》第168期共有10个版，其中7个版涉及反腐内容。又如，为无情揭发中央苏区反腐败斗争中的第一大窝案—“于都事件”，《红色中华》在1934年3月8日、10日、13日，连续开展了系列追踪报道，深入揭发了于都检举的情形和经过，及时报道了案情的审查及处理结果，深刻剖析了腐败产生的原因及教训，起到了强烈的警示、震慑和教育效果。再次，不留情面指名道姓。如《红色中华》第139期4版，在《给那些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退却逃跑主义的人们》通栏标题下，发表了9则批评文章，公开把被批评对象的名字列出举出来，以直接呼喊的方式无情揭露被批评者的贪腐行为。如《会昌彭迳乡主席》：“你的公债谷里面石子很多，而且又湿又重。请你特别注意这个问题，这样的沙子谷送来只表现你们忽视经济建设！”；《建宁县邮局李局长》：“你当邮局长，却派递信员替你贩盐。贩来之后，大做盐买卖，在建宁一块大洋赚一斤盐，在得胜关一块大洋赚两斤盐。你们想大财么？”
（四）着眼解决问题，注重舆论监督的建设性。坚持“问题意识”，保持“建设心态”，力促“问题解决”，是中央苏区反腐倡廉舆论监督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一是既谈问题，又谈举措。如《红色中华》第5期第六版，刊发了《奇怪的河田乡分田》一文，批评长汀河田乡分田工作滞后，分了3个月还没分完；而原本分田问题，如果以乡为单位去分，有5天就可以分清除，最多也不过10天。作者张鼎丞分析了问题原因，并针对分田问题提出了“七项措施”，其中包括“确定分田观念，发动阶级农民参与分田斗争，严厉打击妨碍分田的土豪流氓，组织雇农工会等”。二是追踪监督，督促整改。比如，针对临时中央政府建立初期不少机构存在的各自为政、自由散漫现象，《红色中华》于1932年2月10日有针对性地发表了《反对忽视上级命令和敷衍塞责的恶习》批评文章，指出：“就政权的隶属上说，下级政府应绝对服从上级政府。”2月24日，又推出专题社论《实行工作检查》，再次批评这种不良现象，指出：“在将近三个月以来，各地对于中央政府一切训令、通令、决议等的执行，那是非常令人不满。”3月2日，《红色中华》又特意转载中央人民委员会命令，严厉指责：“有许多地方政府，没有照着法令切实执行，或者是执行得极不充分，甚至有忽视执行上级命令和法令的疏忽懈怠的严重现象。这对目前革命斗争的领导极有妨碍，是苏维埃政权之下所绝对不允许的事情。”这组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症结所在，并一追到底，引导相关部门正视问题、克服错误，形成了巨大的舆论声势，推动了工作的改进。又如，《红色中华》第218期《警钟》栏目刊发了《武装保护秋收尚未进行》一文，批评赣县储潭区的秋收委员会面对敌人正在组织抢禾队，没有做好半点武装保卫秋收果实的工作。并通告“等待他们采取紧急办法纠正严重现象”，表明《红色中华》将继续关注赣县秋收情况。在公开批评后，赣县储潭区迅速对武装保护秋收工作进行了整改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于是，《红色中华》第220期又刊发了《赣县储潭赶走了敌人的抢禾队》一稿，指出赣县储潭建立了秋收掩护队和游击队，赶走了敌人的抢禾队，实现“安全收割谷子”。三是坦诚批评，有错必纠。苏区报刊积极倡导批评与自我批评，既强调要不留情面指名道姓开展批评，又指出批评时要“废止讥诮的口吻”，这充分体现了苏区报刊冷静、理性、坦诚的批评态度。一方面，苏区报刊专门设立“自我批评”等栏目，拿出版面供一些犯了错误的同志做自我批评。如《红色中华》第101期登载《火力向着贪污腐化—欧阳义的自我批评》一文，文中红军某医院欧阳义公开检讨了自己“自私自利”，“贪污（重领）抚恤金十五元，从慰问品中私取毛衣一件、牛乳两小瓶”等行为。另一方面，倘若批评与事实有出入，允许当事人辩解，并予以澄清事实。如《红色中华》第134期刊登群众来信，揭发少共中央巡视员郑茂德在雩都巡视工作时偷骡子卖钱，“回来就与那些少共中央局的某些同志大吃馆子”，后经调查此事“完全不是事实”，于是《红色中华》第135期专门刊发了“重要更正”。又如，《红色中华》第35期《突击队》栏目刊登了《上杭县苏对扩大红军工作的谬误》，批评上杭县苏阻拦一方面军独立第八师赴上杭太拨一带扩大红军的行为。上杭县苏致信红中社，阐述了事实真相。于是《红色中华》第40期在“更正”栏目里公开了该信件内容。四是平等对话，均衡表达。给予监督者和被监督者以同等的话语权，是苏区报刊开展舆论监督的又一创举。1932年6月30日,《青年实话》刊登了《上杭白沙区大坪乡少共支部来信》，这是一封被批评者的来信。在该文中，“关于青实第十八期上《自我批评》第一则，《这样的支部书记还不滚出团去》一文所说都是铁的事实，非常对的。……认为他是坏蛋，革命的罪人，老早已给了他严重打击，与之作了无情的斗争，我支部并没有留他的。”虽然乡级团组织来信语句不甚规范、原件有些字迹不清，但并不妨碍读者了解其表达的真实意思。来信承认《这样的支部书记还不滚出团去》对支部书记的批评都属实，但他们已经对该人进行一系列处理和惩罚，且早就已经将他开除出团组织队伍了。虽然来信未对其进行正面辨析，而是作了补充性说明，但是这样必要的补充说明已经赋予被批评者平等的话语权。
（五）立足简明易懂，注重舆论监督的艺术性。中共“六大”《宣传工作决议案》中明确提出：“报纸的文字、内容、价格要十分适合于广大群众的能力、程度……内容文字极平易通俗。”《古田会议决议》指出：“宣传文字要简短，使他们顷刻间能看完，要精警，使他们一看起一个印象。”湘鄂赣省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文化问题决议案指出：各种宣传品须力求通俗，不要用深奥难懂的文句，须用带地方性的白话语，篇幅不要太长，须力求简短；字句同样不要长了，要带鼓动性。针对苏区干部群众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的特点，注重语言的通俗化、形式的多样化和内容的简明化，是苏区舆论监督的一大特色。从体裁来看，苏区报刊通过消息、社论、漫画、杂文等众多形式，多层次多角度对腐败现象开展尖锐的批评和无情的斗争。例如，在批评革命意志和职业意识不坚定等问题中，《青年实话》推出了《一批上等悲角》《哭脸的组织科长》《十二块钱一条命》《“病假”？“假病”！》等不同形式的报道，取得了良好的教育警示效果。从文风来看，苏区报刊的批评文章简洁明快、生动活泼、引人入胜，常常引用描写、议论、夸张、比喻、设问等多种修辞方法，使人一看就留下很深的印象。例如，《红色中华》刊登的《副主席的威风十足官僚主义》，《青年实话》发表的《呵！原来是买手表去了！》《剥削群众，奉承老婆》等，简明扼要、直截了当、通俗易懂，开篇直接叙述事件的发展经过、前因后果，间或在文章末尾加上少许评论，促使监督批评非常清晰到位。从方法来看，张闻天在《关于我们的报纸》一文指出，苏维埃的报刊不仅要无情揭发苏区存在的消极腐败现象，还必须从正面大量宣传和表扬先进典型、先进模范，要介绍他们具有的生动事迹，树立学习的榜样。苏区报刊特别注重报道正反两方面的典型，在褒扬与批评中浓厚反腐倡廉舆论氛围。例如，《红色中华》开辟了《红版》《黑版》专栏，《红版》介绍苏区干部清正廉洁的典型事例；《黑版》专门批评那些消极怠工、贪污浪费分子。正当苏区到处提倡“节省经济”的形势下，会昌县罗塘的一名工作人员却将土豪罚款的零头作为伙食尾子来瓜分，遂被《红色中华》列为“变相贪污”“贪污模范”而予以曝光。从手段来看，苏区报刊报还特别注意广采博闻，尤其注意由小见大，“注意查察，有一点小的表现就要跟着去查，常常能从小问题中查处大问题，瑞金的大贪污案就是从他们灯油费一件小事着手查出来的。”
二、现实启示
中央苏区反腐倡廉舆论监督的伟大实践证明，反腐败需要舆论监督，离不开舆论监督，开展新闻舆论监督是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最有力、最有效、最显著的廉政监督措施之一。中央苏区反腐倡廉舆论监督的成功经验，在全面推进从严治党、构建廉洁政治生态的今天，仍具有宝贵的现实借鉴和参考启示意义。
（一）必须坚持“撑腰”，舆论监督才有推进力。在苏区报刊上，工农群众可以批评苏维埃工作人员，一般干部可以批评揭露自己领导的缺点错误，甚至公开指名道姓不留情面开展监督批评，这在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而这一浓厚的舆论监督氛围的形成，得益于苏区领导的高度重视，得益于苏区党政组织的鼎力支持，得益于苏区媒体的高度自觉。这启示我们，在新时期，必须始终坚持党管媒体、党管舆论原则，始终重视、支持、鼓励、用好舆论监督，加快创建支持鼓励舆论监督的制度体系，着力构建支持鼓励舆论监督的优良环境，推进舆论监督常态化、制度化、法制化。实践证明，有了党政组织和制度法规的“撑腰壮胆”，舆论监督才有持续推进力和坚定执行力。
（二）必须坚持“明向”，舆论监督才有向心力。中央苏区反腐倡廉舆论监督，之所以能够取得非常显著的成效，关键在于一切服从服务于革命战争，一切服从服务于党的中心任务，一切服从服务于苏维埃运动需要，一切服从服务于人民群众需求，始终贴近革命、贴近群众、贴近实际，具有鲜明的政治性、革命性和时代性。这启示我们，在新时期，开展反腐倡廉舆论监督必须始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必须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舆论监督目的是正风肃纪，纠不正之风，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避免无限上纲、舆论审判，做到鼓劲不泄气、帮忙不添乱、监督不渲染。
（三）必须坚持“求真”，舆论监督才有生命力。在开展反腐倡廉舆论监督中，苏区报刊既坚持问题导向，又保持建设心态，致力于报道“最真实”、“最本源”、“最典型”的贪腐问题或案件，并允许被监督对象自我申辩和自我批评，从而提高了舆论监督报道的客观性、公正性和准确性。这启示我们，在新时期，舆论监督必须始终坚持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着眼解决问题、注重社会效果，防止报道失实、以偏概全，防止主观臆断、感情用事，坚决杜绝各种形式的恶意炒作行为。要抓准问题、弄准事实、拿准观点、摆准立场，对重要、敏感问题和有关案件的报道，要按规定送审，严格把关。要多关注带有倾向性、苗头性的问题，既要把脉诊断，又要开方拿药，只有这样，舆论监督才有公信力、生命力。
（四）必须坚持“联动”，舆论监督才有震慑力。在开展舆论监督中，苏区报刊注重把党内监督、政府监督、纪检监督和群众监督等紧密结合起来，广泛发动群众参与，及时回应群众关切，开设专栏联动互动，紧盯问题追根究底，从而擦亮了舆论监督这双“无处不在的眼睛”，形成了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反腐倡廉舆论监督合力。这启示我们，在新时期，舆论监督必须坚持多方融合、联动互动，有效融合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政府监督、纪检监督、群众监督等监督合力，切实增强舆论监督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大力提升舆论监督的感召力和震慑力。要坚持全媒联动，构建全媒体参与、全域化覆盖、全方位协同的媒体监督体系，即时、动态、立体传播反腐成果，扩大曝光典型案例的传播范围，切实增强舆论监督的广度、力度和深度。要坚持部门联动，通过部门、单位、公众、媒体的良性互动和有效参与，打造一个倾听民意、线索监控、报道呈现、追踪反馈的集成平台，增强舆论监督的传播力与影响力。
（五）必须坚持“创新”，舆论监督才有影响力。在开展反腐倡廉舆论监督中，苏区报刊致力推进监督报道的语言通俗化、形式多样化和内容简明化，从而有效增强了监督报道的通俗性、可读性和趣味性，扩大了舆论监督的吸引力、感染力和影响力。这启示我们，在新时期，舆论监督必须创新传播、创新表达，切实增强舆论监督报道的可读性和吸引力。要适应分众化、差异化传播趋势，大力创新理念、内容、体裁、形式、方法、手段、业态、体制、机制，加快构建舆论引导新格局。要抓住时机、把握节奏、讲究策略，从时度效着力，体现时度效要求，强调时度效统一，让监督报道更加立体化、多媒
化，实现有力有度有效监督。
作者简介：苏春生，男 ，本馆纪检组长
杨 艺，女，本馆监察室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