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曹春荣

内容提要：古田会议确立了人民军队的建军思想和建军原则，并为此对原有的红军权力格局进行了重大调整，以保证新的建军思想和建军原则的顺利实现。其原因可以从三方面进行考察：一是曾经的分权制造成的极端民主化等弊端，威胁到红军的存在，难以为继，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二是中共中央对这一问题严重性的长期关注、提醒与纠正，符合红四军实际，并与红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息息相通；三是古田会议的成功召开，决议的通过与执行，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关键词：中共中央  红四军  毛泽东  古田会议决议  权力格局　

1929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以其确立了党建纲领与路径，奠定了人民军队的建军思想和建军原则，而成为党史、军史上的一座丰碑。古田会议从红四军长期处于游击战争环境，党内军内都以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分子为主要基础出发，看到由此产生的红四军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对执行党的正确路线的妨碍。进而提出了从思想上建党建军，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把军队建设成听党指挥、为劳苦大众服务的人民武装的主张。显然，对原有的红军权力格局作出调整，无疑成了实现大会决议的关键所在。新的权力格局的形成及不断完善，从组织上、制度上保证了人民军队有一个很好的内部——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军事工作、政治工作和后勤工作之间；以及外部——军民之间，军政之间，我友之间的团结，从而坚强有力、无往不胜。

一

大革命失败后的头两年，是红军创建初期。红军中的权力建构模式，多源自深受苏联红军影响的国民革命军。以红四军为例，军事主官即军长掌军部，行使军事指挥权（所谓军权）；政治主官即党代表掌政治部，行使政治领导权（所谓党权）。政治部职权与军部平衡，形成军政分权。军以下团、营、连建制，都仿此法管治。红四军还有士兵的组织，是为军、团、营、连的士兵委员会，简称士委会。士委会系士兵享有权力的常设机构，其执行委员、常务执行委员均由民主选举（推举）产生。士委会享有如下职权：（一）参加军队管理；（二）维持红军纪律；（三）监督军队的经济；（四）作群众运动；（五）作士兵政治教育。这就在相当程度上形成了官兵分权。当然，士委会须在军事长官和党代表指导下开展活动，可以对军事机关的某个问题提出建议或质问，但不能直接干涉或处理。士委会开会须有党代表参加，非常时期党代表甚至可以解散士委会，或不准其开会。作为红军的灵魂与核心，军中党组织实行委员会制的集体领导，各级党委中都须有普通士兵党员为委员。各级党委均由同级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军中各项重大决议也都须经代表大会审议通过才有效。这种党内民主集中制，其实也就是党内分权。

上述军政分权、官兵分权、党内分权现象，反映了红四军在古田会议前的一个较长时段里，其权力格局具有高度民主的特征。这个特征的产生，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和现实需要。红军初创时，其兵源、主体，一为农民群众（主要又是破产农民），二为旧军队的雇佣兵（内中不乏流氓无产者）。创建、指挥红军的，则多是具有五四民主理念的共产党人。前者不堪封建主义的欺压剥削，军阀主义的惩罚凌辱，有着强烈的民主诉求；后者受五四革命运动的洗礼，马列主义的启蒙，有着实行民主的冲动。为着鼓舞一般战士的革命积极性，肃清旧军队遗留的军阀主义残余，建立新型的官兵关系，红军中实行高度民主确有必要。这也是红军得以显著区别于旧军队的至关重要的一着。且看时任中共红四军前委书记的毛泽东的评说：

“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士兵管理伙食，仍能从每日五分的油盐柴菜钱中节余作零用，名曰‘伙食尾子’，每人每日约得六七十文。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①

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杨克敏在给湖南省委的报告中，对此也有详细反映：“红军中最好的现象，就是在民权主义的施行。士兵有士兵委员会参加军事管理，官长士兵的穿吃一样，待遇平等，废除肉刑……官长有不是处，士兵可以开会反对之，所以士兵的生活虽然苦，而看到官长也与自己没有丝毫的差别，也感受到精神安慰，他们的人生观因此也相当的受了影响而改变了些……”②

时为红四军军需处文书的谭冠三，谈到井冈山时期军中的士兵委员会时说，士委会发扬民主，使士兵自己管理自己，自己处理自己的事情。士委会可以保证上级命令的执行，维护军队纪律，发扬政治和经济民主，调整官兵之间、士兵之间的关系。士委会也教育士兵由不自觉到自觉地遵守各种纪律，克服各种错误思想，如搜腰包发洋财。③

显然，红军中的高度民主，极大地激发了每个成员的主人翁意识、革命热情与主动性，进而大大增强了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红军中官兵之间、军政之间、上下级之间的分权和集体领导制，充分体现了民主精神，具有可观的正能量。但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下也会带来极端民主化的种种弊端，如：

“士兵委员会的运用不好，有时士兵超出职权范围”。④原来，士委会凭借深厚的群众基础（能代表士兵们说话），监督权力（军中经济由士委会组织经济委员会管理），管理能力（对部队的纪律、生活、卫生、娱乐等负担相当之责），受到战士及干部的赞赏和拥护，有着很高的权威。一些由士委会督促兵士自动去干的工作，如写标语、贴标语、发传单、演讲宣传、组织群众，“比设政治部由政治部去督促的要强得多”。⑤再者，当年党组织还是秘密的，许多工作也要由士委会出面去做。这就有可能令士委会权力膨胀而越权，又有可能使一些职能部门倚仗士委会而弃权。

士委会权力过大，有时造成军官难以行使职掌、管理部队。井冈山老战士李志民回忆当年的斗争就说到：“现在连队士兵委员会有一种极端民主化的倾向，比如，军官在行政管理上严格一些，操课的时间长一些，有的士兵委员会就提意见；个别连队甚至有士兵委员会举手通过打连长、排长屁股的事，这样下去会使连队干部不敢大胆管理，把连队的正常秩序搞乱，削弱党的领导。”⑥

士委会权力过大，有时竟能干扰、左右红军作战计划，导致战局失利。1928年7月，湘赣两省国民党军对井冈山发动“会剿”，红四军决定分兵两路拒敌。由湘南宜章农民组建的二十九团，本应转赴永新应援，却由士委会开会（并不通知上级官长和党代表参加），私自决定去湘南，“私自找好带路的人，出动时间都决定了”。“军委（四军党的最高机关）得讯即召集军委扩大会，兵士代表会，多方面解释阻止，无效。后又由朱德召集士兵演讲亦无效，他们总是要去”。“这一次党完全失去作用”。终于导致二十九团在湘南郴州与范石生部激战中“全部溃败”，“只有几十条枪归队”,⑦造成边界斗争的“八月失败”。

又如，要求在红军中实行所谓“由下而上的民主集中制”，遇事“先交下级讨论，再由上级决议。”⑧“上级的命令未经下级讨论，下级便不执行或者说上级包办，说上级是家长制。军事机关的命令也常有托故不执行的毛病”。⑨这种极端民主化的毛病，甚至蔓延到红四军的党代会和前委会。曾任红四军军委书记的熊寿祺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就说到：

“七次大会直到九次大会，前委的指导路线都不是集体指导一切问题，一切问题都摆在会场上让大家来讨论，不管他政治分析也好，行动计划也好，请调工作也好，都毫不准备意见，到会场来争，往往争议终日得不到一个结论……每次开（前委）会都要各纵队负责同志到了才能解决问题。各纵队同志在会场上为了调人调枪这些问题，当然要为自己说话，于是争论起来了，没法解决。前委负责人，只能说些调和话。常常都是这个样子开会。当时有许多同志说，前委是各纵队联席会。但是前委的负责同志还以为要这样才对，才是由下而上的民主制。”⑩

“自下而上的民主”，“大呼隆”式的民主，不仅往往误事，而且会销蚀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的政治热情、政治敏感、政治责任，滋长一般同志的无政府思想、无组织观念，实践证明是十分有害的。

又如，“政治组织与军事组织时常发生职权上的纠纷”，⑾ “政治工作人员与军官常常发生纠纷”，“结发夫妻”式的军、政平等，“结果是天天要吵嘴”。⑿在战争环境下，军事斗争具有绝对重要的地位和意义，偏重军事似乎天经地义。于是，军事观点和政治观点的争执，军权和党权的争执，以及“朱毛之争”也就难以避免。政治领导和军事长官之间的持续争论，不免使部队失去统一的重心，甚至引发内部出现派别。

集体领导制原本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在领导班子中的具体运用，也是民主决策的具体体现。但若在实行过程中过分强调民主，主要领导或某方面负责同志毫无主见，事先又不集思广益，则容易造成众说纷纭，决策困难。前述红四军的前委会议出现的问题，就是例证。

总之，在古田会议召开前，发生在红四军中的种种极端民主化弊端，暴露了当时红军分权制的权力格局难以为继。因为它将要威胁到红军的团结和统一，红军三大任务及宗旨的完成与实现，乃至红军自身的存废。由此可见，古田会议对红军权力格局的调整，具有何等重大的意义。反过来说，红军权力格局的调整，必是落实古田会议决议的关键所在。

二

中共中央对红四军（以及其他部队、地方党组织）在实行民主制中出现的绝对民主化问题，早就引起了高度重视，并着手从思想上和组织上予以解决。

1928年11月11日发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全体同志书》，在检查党内组织观念上的错误时指出，首先就是“极端民主化的倾向”。文件写道：“从前组织上有一种‘家长制’的形式，党员群众对于党部，下级机关对于上级，只有机械的服从，而无活泼的党的生活。及到改造党的时候，许多地方又走向极端民主化的方向，同志对于党的决议，可以随便不执行。上级机关发一传单，没有交支部通过，支部居然提出质问。同志不得党的许可，可以自由行动。这种小资产阶级极端自由的思想，可以把党的组织打得粉碎，以至于消灭。”⒀对于物质生活方面的绝对民主化，该文件也进行了检查：“还有一种不正确的平等观念，如用钱，不管工作的重要与环境，要机械的平均分配，用人要按地区分，更完全是农民意识均产思想的反映，尤需严厉的肃清。”⒁

1929年6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在其《组织问题决议案》中提到的“党需要坚决地肃清”的几种“极不正确的组织观念”，第一就是“极端民主化的倾向”。决议案写道：“六次大会后党内对于反命令主义委派制度的误解，对于党内民主化未能正确地运用，以致引起了在组织上各种不同的非布尔塞维克化的倾向。有些同志不顾党的主观条件如何，不顾党的秘密存在与严厉的白色恐怖，要求无条件的实行党内民主化，甚至常借此反对指导机关的决议和指示，闹党内纠纷问题，削弱指导机关的威权，形成极端民主化的倾向。有许多不觉悟而且大多是有害于党的分子，更提出了‘党内极端平等，绝对自由’的口号。”决议案指出：“党内民主化的执行限度是应当有条件的，同时党在各地必须实行列宁的民主集中制。”“一方面民主集中，一方面逐渐实行党内民主，并且要加强党的理论教育，才能帮助党争取广大的劳苦群众在党的周围。”⒂

六届二中全会关于极端民主化倾向的认识，显然比半年前“告全体同志书”的认识要深刻得多。它不仅揭示了极端民主化倾向产生的内部原因，这种倾向的危害性，而且指出了正确运用党内民主化的路径。

客观地说，以上所述中共中央对极端民主化的揭批，还没能对红四军发生作用。否则，就无法解释红四军自井冈山下来开辟赣南闽西苏区的一段时间里（中共红四军七大前至九大前），极端民主化现象愈来愈严重，竟至朱毛反目，震惊中央。

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七大在龙岩城公民小学召开。会议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必须反对不要根据地建设的流寇思想和必须坚持党的集权制（当时对民主集中制的称谓）领导原则的正确意见，并且把毛泽东的前委书记职务选掉了，而由陈毅取代。会后，陈毅受命前往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行前，陈毅专程到上杭蛟洋，向正在这里休养的毛泽东征询意见，并请毛回四军主持前委工作。然而“两人在交谈中又争论起来，各执己见，未能统一”。⒃

陈毅还在赴上海途中，中共中央已收到红四军七大文件及毛泽东6月14日给林彪的复信等。中央政治局即于8月13日召开会议，讨论红四军问题。周恩来谈到四军前委内部发生分歧一事时说，这是历史上很久以来意见不同的冲突，因他们工作很努力，故未大的爆发。应和即将来中央的陈毅讨论后再作整个回答。⒄会议根据周的提议，决定先给四军一信。8月21日，由周恩来起草的中央给红四军的指示信发出，这就是史称的“八月来信”。该指示信对红四军七大提出批评，认为红四军七大侧重于解决内部纠纷是不正确的，“前委同志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和“刘安恭同志企图引起红军党内的派别斗争”是错误的。信中指出红军中的党，“必须采取比较集权制”，党的书记多负责任“绝对不是家长制”，事事“要拿到支部中去讨论去解决——这是极端民主化的主张”。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玉阶（按即朱德）主张固然有极端民主化的倾向，便是润之（按即毛泽东）的答复也还不能对于军队中之党的支部工作，尤其是在目前转战千里之红军中党的支部工作有一明确的答复。对于集权制没有勇敢的回答他是在目前与敌人肉博的环境中所绝对必需。”⒅由于工作人员的失误，“八月来信”并未送达红四军。但此信所表现的中共中央对于红军权力格局问题的深刻认识，对四军权力核心所暴露的错误、缺点和弱点的高度警觉，无疑为中央“九月来信”的出台，乃至为古田会议的顺利召开，古田会议决议案的顺利起草和通过，打下了良好的思想理论基础。

陈毅于8月下旬到达上海后，写了五个书面报告，向中央详细汇报红四军的经验和问题。中央对此非常重视，于是8月29日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听取陈毅关于红四军全面情况及朱德、毛泽东之间争论的口头汇报，并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组成委员会起草一个决议，周为召集人。委员会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并将问题置于全党、全体红军的角度去思考。从而使陈毅开阔了视野，深深认识到极端民主化已经是对全党的严重威胁，这也正是红四军内部纷争不已、朱毛失和的症结所在。由此他心悦诚服地转变了态度，接受了中央对极端民主化的批评。9月28日，由陈毅起草、经委员会讨论、周恩来审定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发出，此即史称的“九月来信”。陈毅在沪期间，周恩来和他多次谈话，强调要巩固红四军的团结，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并代表中央宣布仍由毛泽东继续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周恩来要陈毅带回中央指示信，然后召开一次党的会议，统一思想，分清是非，作出决议。⒆中央的看法和要求，在“九月来信”中得到充分反映，并由陈毅及红四军前委全面落实。

“九月来信”从“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 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出发，立足于红军的根本任务及红军的成份与来源，对强化红军的集权制，巩固军队的政治领导，有限度地实行民主化，反对机械引用“家长制”为极端民主化打掩护，纠正一切错误倾向等，进行了充分的说理，表示了鲜明的态度，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九月来信”首先对红四军党的七大及前委扩大会处置的缺点，提出了较前更为系统的批评，强调红军的精神“主要的应是对付敌人”，“前委对于朱、毛两同志问题，没有引导群众注意对外斗争，自己不先提办法，而交下级自由讨论，客观上有放任内部斗争关门闹纠纷的精神，前委自己铸成这个错误，这是第一点。第二，没有从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线，使同志们得到一个政治领导来判别谁是谁非……第三，这次扩大会及代表大会的办法是削弱了前委的权力，客观上助长了极端民主化的发展。第四，对朱、毛问题没有顾及他们在政治上的责任之重要，公开提到群众中没有指导的任意批评，使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发生影响”。指示信据以明确指出：“前委应立即负责挽回上面的一些错误”，“朱、毛两同志仍留前委工作。经过前委会议，朱、毛两同志诚恳接受中央指示后，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⒇

在此认识基础上，“九月来信”强调：“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前委对于一切问题毫无疑义应先有决定后交下级讨论，否则就是极端民主化发展到顶点的表现。“一切工作归支部这个口号是对的，是作经过支部去工作的解释，但不是与党的民主集权制相对立”。(21)

关于军队的政治领导，“九月来信”重申：党代表的名称改为政治委员后，其职务仍为监督军队行政事务，巩固军队政治领导，副署命令等。政治委员且有列席兵（士）委会为顾问，发生特别事件时有解散兵委之权。

“九月来信”一再指出：“要注意军队中民主化要有限度，否则于斗争是有害的。”(22)“军队中民主化只能在集中指导下存在，并且实行的限度必须依据客观条件来决定伸缩，不应漫无限制，以妨害军纪之巩固”。(23)在指出必须纠正的一切不正确倾向时，又再次提到极端民主化一端。

从以上中共中央针对存在于党内、红军内（尤其是被中央视为全国红军模范的红四军内），极端民主化造成的矛盾与危害的提醒、批评及纠正来看，可知中央是有意要改变红军中分权制的权力格局的。而这一思路恰恰对上了毛泽东久有的心思，所以毛泽东才会在11月28日给中央的信中，喜不自禁地说：“我病已好”，“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达到”。(24)这些史实，从一个侧面表明：红军权力格局的调整，理应是实现古田会议决议所确立的建军思想和建军原则的关键举措。

三

从1929年12月初开始，毛泽东就和朱德、陈毅等领导人一道，为落实中央关于“召开一次党的会议，统一思想，分清是非，作出决议”的指示精神，做着各项准备。12月3日起，毛同朱、陈领导红四军在闽西连城新泉，进行了十天左右的政治和军事训练。期间召开由支队、大队的干部和士兵代表参加的各种调查会，对红四军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及其表现进行调查。调查会采取讨论形式，通过讨论、研究，引导大家统一到正确的思想上来。这为红四军党的九大召开作了初步准备。同月中旬，毛、朱、陈率部开赴上杭古田，继续为红四军党的九大作准备。在红四军前委召开的各级党代表联席会议上，毛泽东列举大量事实说明红四军党内存在着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等错误倾向和错误思想，鼓励大家充分发表意见，揭发和批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他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特别是对红四军实际情况的深入调查研究，起草了长达三万字的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八个决议案，为大会完成了准备工作”。(25)

12月28日在古田开幕的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八个决议案（总称《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又称《古田会议决议》）。古田会议决议的主要内容包括：（一）规定红军的性质和任务；（二）肯定党对红军的领导原则；（三）明确军事和政治的关系；（四）强调进行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五）确立红军处理军内关系、军民关系和瓦解敌军的原则；（六）规定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七）论述红军政治工作的作风和方法。(26)从中不难看出，调整（或曰改变）红军权力格局的内容，是决议的中心、重中之重。其他内容，或可视为采取此举的根据和归依，或可看作落实此举的措施与策略。这部分内容，也就理所当然地被置于决议文本之首。

古田会议决议围绕红军权力应当集中和权力应当集中于政治领导，这一红军权力格局的两个方面，展开了大幅论述。两者间存在一种递进关系，表现出一种权力转移的趋势。

关于红军权力应当集中的问题，决议通过批评、纠正极端民主化（及绝对平均主义），党内非组织观点，作了肯定的回答。决议指出，在接受中央指示后，四军中的极端民主化现象虽有减少，但其根苗还深种在许多同志的思想中，因而必须“从理论上铲除极端民主化的根苗”。“首先，要指出极端民主化的危险，在于损伤以至完全破坏党的组织，削弱以至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使党担负不起斗争的责任，由此造成革命的失败。其次，要指出极端民主化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散慢性。”(27)为纠正极端民主化，还要“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28)这就要求：党的领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遇事要拿出办法，以建立领导的中枢；上级机关要明了下级机关的情况和群众生活的情况，使之成为正确指导的客观基础；党的各级机关解决问题不要太随便，一成决议就须坚决执行；上级机关的决议凡属重要一点的，必须迅速传达到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中去；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对于上级机关的指示，要详尽讨论，深入了解，并决定对它的执行方法；切实执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党纪，少数人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后，必须拥护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除必要时得在下一次会议再提出讨论外，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党内批评要重在增加党的战斗力，而不能用于个人攻击，且需注意内外有别。

极端民主化表现于物质生活方面的绝对平均主义，有一个时期在四军中发展得很厉害。决议用了不少篇幅予以揭示，如发给伤兵用费，反对分伤轻伤重；官长骑马，认为不平等；分物品要求大家一样多，背米不问大人小孩要平均背，等等。决议指出，绝对平均主义的来源，也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纠正的方法，主要是说理，指出任何社会都不可能绝对平均，红军中的物质分配只能大体平均，绝对平均主义不仅没道理、不现实，而且于斗争有妨碍。这个妨碍，主要表现在销蚀人们的政治热情，影响人们之间的情感联系，甚而产生消极怠工、厌战仇官等不良情绪和行为。

关于红军权力应当集中于政治领导的问题，决议主要通过批评、纠正单纯军事观点来论述。决议首先批评了“军事政治二者是对立的”观点，以及“军事领导政治”的倾向；继而指出以为红军“只是单纯地打仗”的错误认识，一些军事领导人忽视政治领导的错误做法，如把红军的政治工作机关隶属于军事工作机关，提出“司令部对外”的口号。决议强调指出：“这种思想如果发展下去，便有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如像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的道路一样。”(29)

决议庄严宣示：“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开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30) 而要做到这些，毫无疑义就要肃清单纯军事观点，强化红军的政治领导，把红军的权力集中到政治领导上来。

肃清单纯军事观点，除了从教育上提高党内政治水平，纠正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加紧官兵的政治训练，发动地方党组织和群众政权机关对红军党与部队的批评，党对于军事工作要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决议外，还要“编制红军法规，明白地规定红军的任务，军事工作系统和政治工作系统的关系，红军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士兵会的权能及其和军事政治机关的关系”。(31)决议最后重申：军事机关的一切命令，须政治委员副署；政治机关的一切命令，由政治部单独行使。

在中共中央的悉心指导、强力支持下，由于红四军前委及全体指战员的共同努力，红四军党的九大开得很成功，完成了红军权力格局由分权制向集权制的转变，打牢了红军成为革命武装的基础，进一步巩固了“党指挥枪”的原则，培育了人民军队诸多的光荣传统。对这一结果，毛泽东是满意的，他在古田会议结束不到十天，就代表红四军前委给中央寄出报告，汇报1929年12月的工作：（一）召开红四军党的九大，接受中央指示；（二）用各种方法，建立红四军的政治领导；（三）纠正红四军党内各种错误倾向，扫除红军内部的封建残余制度。(32)毛泽东以此颇感欣慰地说道：“此一月的光阴易过，红军在表面中在于政局没有惊人的动作，但于今后的斗争，却建立了基础。”(33)中共中央对古田会议的结果也是乐见的，这从《中央关于红四军问题致广东省委信》（1930年2月1日），可以窥其一斑。信中写道：“润之现已复职，中心的政治领导亦已确立，此稍可使中央放心”。(34)

从古田会议的成功召开，古田会议决议对中共建党、建军的深远影响，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双方都对这一段的相互理解、配合、支持感到少有的由衷欣慰来看，说古田会议决议实现的关键所在，是红军权力格局的调整，丝毫不为过。

和分权制有过各种弊端一样，红军的集权制权力格局也带来了某些负面的东西。但这是后来的事，没有必要因此而否定当年的权力格局调整。否则，就不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看问题了。　　

注释：

① 《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65页。

② 《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5月29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264页。

③ 谭冠三：《在我记忆中的井冈山斗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499页。

④[陈毅：《关于朱毛红军的历史及状况的报告》（1929年9月1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5月版，第463页。

⑤ 《杨克敏关于湘赣边界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25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册，第263页。

⑥ 《李志民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95页。

⑦《杨克敏关于湘赣边界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25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册，第253-254页。

⑧《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81页。

⑨ 《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1929年9月1日），《陈毅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25页。

⑩《红军第四军状况（从1929年7月到1930年4月）》（1930年5月），《党的文献》1999年第2期。

⑾ 陈毅：《关于朱毛红军的历史及状况的报告》，《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第463页。

⑿ 陈毅：《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陈毅军事文选》，第24页。

⒀[《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448-449页。

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449页。

⒂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10月版，第228-229页。

⒃ 江华：《追忆与思考》，淅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4页。

⒄ 《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168页。

⒅ 《中央给四军前委的指示信》（1929年8月21日），《党的文献》1991年第2期。

⒆《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172-173页。

⒇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8月版，第287页。

(21)《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40-41页。

(22)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8页。

(23)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9页。

(24)《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290页。

(25)《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292页。

(26)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292-293页。

(27)《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81页。

(28)《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81页。

(29)《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79页。

(30)《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79页。

(31)《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81页。

(32)《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295页。

(33) 《红四军前委向中央的报告》（1930年1月6日），《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14），第236页。

(34)《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1），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版，第714页。

（作者系瑞金市委党史办原副主任，赣南师范大学中央苏区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龙岩学院中央苏区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任弼时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