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工农劳苦大众自己当家作主的新型国家，是中国共产党建立人民政权的探索和尝试，可以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次伟大预演。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在共和国成立和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试从历史、实践、运用、发展和战略等视角透视分析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的作用。

【关键词】：多维视角  毛泽东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作用

 

80年前，也就是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诞生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工农民主专政的全国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他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前后的作用是很值得后人研究和思考的。本文试从历史、实践、运用、发展和战略等视角透视分析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的作用。

一、历史视角：毛泽东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的推动作用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之所以能够顺利成立并坚持斗争是与毛泽东同志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及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斗争和建设的历史贡献是分不开的。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没有毛泽东就没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历史推动作用。

大革命失败之后，毛泽东同志于1927年9月领导了湘赣边界地区的秋收起义，在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朱德同志领导的起义部队不久也到井冈山会师。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等率领红四军主力向赣南出击，随后同红五军主力会合，并向闽西发展，相继建立了赣南和闽西苏维埃政府，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从1930年10月至1931年9月，在毛泽东、朱德等的正确领导下，红一方面军连续取得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中央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鄂豫皖、湘鄂西、湘赣、湘鄂赣等各根据地也都发展到相当规模。

由于三次反“围剿”的连续胜利，由于几个大的和较大的革命根据地经过反“围剿”之后出现的新的局面（作为主力红军的红一、四方面军和第二、六军团已发展到15万人；各个革命根据地的区域面积已扩大为十五六万平方公里，拥有近百个县，总人口达一千多万），也由于共产国际的不断电令，中共中央决定以赣南闽西根据地为依托，建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由此，在80年前的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告成立，毛泽东被选举为这个新政权的主席，朱德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这样，一个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这也标志着包括中央革命根据地和其他一些革命根据地在内的发展进入全盛时期。

由以上史实可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是全党同志、各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共同努力的结果，特别是毛泽东、朱德同志领导红一方面军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三次“围剿”，巩固和扩大了中央革命根据地，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创造了最为重要的条件。毛泽东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的历史推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毛泽东同志说：“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他还指出：“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毛主席的这些话，是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光辉写照，也是全部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的光辉写照。毛泽东同志在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期间，切实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充分体现出了理论指导实践，实践检验理论的辩证统一思想。如何执政、为谁执政、靠谁执政和怎样执政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孜孜探求的一个课题。为此，毛泽东作出了艰辛的努力。苏维埃政权是中国共产党的初步实践，毛泽东作出了许多了有益的探索。

第一，开启了党对民主法制建设的探索。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民主法制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建设民主新政的初探。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第一个国家政权，毛泽东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主席，高度重视这个新型国家政权的建设，他强调了苏维埃是工农劳苦群众自已管理自已的国家，它完全依靠于广大劳苦群众，从法律与法规上保证人民民主的实现。正如毛泽东所说：“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是民众自己的政权”，“这个政府是工农的政府”[①]。在他的领导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在进行艰苦卓绝的土地革命战争的同时，学习和借鉴苏联的做法和经验，在彻底摧毁国民党和地主资产阶级旧法律法规体系的基础上，广泛开展了苏区法制建设：颁布了宪法大纲，土地、劳动、婚姻、经济等一系列法律、法令、条例和训令，创立和完善了司法人民委员部、国家政治保卫局、临时最高法庭和各级裁判机构等人民司法机关，制订和规范了公开审判、便民诉讼等一整套司法制度和法律体系。可以说，党对苏维埃民主法律的建设，为以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乃至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法律体系和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进行了党对民主选举的初步尝试。“苏维埃最宽泛的民主，首先表现于自己的选举，苏维埃给予一切被剥削被压迫的民众以完全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②]民主政治的核心和本质，是人民群众通过民主选举产生自己的国家机关和各级地方政府，实现劳动人民真正当家作主，充分享有规定的各种权力。因而，苏维埃共和国的选举制度也就成为民主宪政的重要制度，它表现于最大限度地实现民主化。“为使工农兵劳苦群众真正掌握自己的政权，苏维埃选举法特规定：凡年满16岁以上的公民均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直接选派代表参加各级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的大会，讨论和决定一切国家的和地方的政治事务”[③]。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前后，中央苏区共举行了三次规模较大的民主选举活动。苏维埃公民采取古朴的“豆选”方式，选出自己可信赖的代表参加各级政权管理，使苏维埃政权更加为广大民众所拥戴，更得民心，尤其是“大批工农先进分子被选举到了苏维埃，建筑了苏维埃大厦的强固的基础”。

第三，确立了人民行使监督的监察机制。权力离开了监督就会产生腐败。为了使苏维埃的各级政府成为清正廉洁的政府，使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人员成为不谋私利的人民公仆，就必须加强对苏维埃各级政府及工作人员的批评与监督，尤其是来自人民群众的批评与监督。毛泽东明确地指出“：苏维埃必须吸引广大的民众对自己工作的监督与批评。每个革命者的民众都有揭发苏维埃工作人员的错误和缺点之权。”[④]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后，加快了民主监督步伐，建立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在中央苏区除设立党的监察机构、苏维埃政府监察机构和审计机构，除了实行了自上而下的政府监督、组织监督外，还广泛实行了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民主监督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健全代表会议制度，二是加强舆论宣传监督，三是号召群众参与政权管理。

第四，明确了反对各种形式的官僚主义。苏维埃政府中最容易出现的弊端是官僚主义，这是由苏维埃政权机关的性质决定的。官僚主义的产生，就是由于工作的方法和态度引起的。1934年，毛泽东专门写了《乡苏怎样工作》，论述了乡苏维埃工作原则和方法。强调苏维埃政府必须注意工作方法。他指出：“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⑤]他尖锐地提出要密切同群众的关系，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作风。他批评“政府人员”的第一大弊病，就是官僚主义，强烈指出：“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每一个同志喜欢的应该是群众化的方式，即是每一个工人、农民所喜欢接受的方式。”[⑥]毛泽东的这些论述不仅有极强的针对性，而且与他以后的探索和对执政理论的阐发都有直接的渊源关系。

毛泽东的执政理念在瑞金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期间得到进一步运用和发展。在这一时期,毛泽东主要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组织机构建设、政权体系建设、政治体制建设以及党政关系建设等方面起到了卓有成效的指导作用。

第一，加强组织机构建设。组织机构是国家政权运行的机构载体，所以组织机构的建设是国家政权正常运行的基本保障。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机关。由它选举产生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闭幕间的最高政权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组织最高行政机关中央人民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产生的主席团，是中央执行委员会闭幕期间的最高政权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应对中央执行委员负责，并报告工作。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中央人民委员会。人民委员会设立主席、副主席及外交、劳动、土地、军事、财政、国民经济、粮食、教育、内务、司法、工农检查等人民委员，并兼任各相应的部长。人民委员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制定的范围内，有颁布各种法令和条列之权，并可采取适当的行政方针。此外，中央政府还设立了总务厅，建立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来，随着革命斗争的深入和革命工作的需要，中央的政府机构又有扩大。不久，又增设了国民经济部、粮食部、审计委、临时最高法庭、《红色中华》报社、国家银行、邮政总局、消费合作社中央总社、国家医院、劳动与战争委员会、防疫委员会、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兵工厂、印刷局、总发行等机构。毛泽东同志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在苏维埃的组织机构建设方面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第二，巩固政权体系建设。政权的建设和巩固是保卫苏维埃的最根本，在这方面，尽管受到王明“左” 倾路线的重重干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还是领导人民建立了一个完整的人民国家政权体系。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后，各苏区普遍进行了选举。通过选举，把大批工农群众中的先进分子选进了各级政权机关。在中央，临时中央政府由1931年11月召开的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选举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和《中央苏维埃组织法》中规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最高政权机关为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政权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为中央执行委员会闭会期间的全国最高政权机关。人民委员会是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的行政机关，它对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其主席团负责，并定期对它们作报告工作。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最高法院。在地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地方组织分为省县区乡四级，也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省苏维埃代表大会为全省最高权力机关，省执行委员会为省苏维埃代表大会期间的最高政权机关，向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省苏维埃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县区两级苏维埃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及其主席团的职权与下属机构与省级相仿，只是任期和会期不同。作为苏维埃政权基层组织的乡苏维埃代表大会是全乡的最高权力机关，它也实行代表会议的常任制。这是一种将议会制的长处和直接民主的长处结合到了一起的政治体制，各级苏维埃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既是议事机关，又是工作机关，它集立法权，监督权和行政权于一体，在整个国家中起着主导的决定作用。

第三，深化政治体制建设。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一项重要议题就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政治体制问题，在此问题上，毛泽东依照共产国际指示对临时中央的政治体制建设进行了深化。首先是进一步明确各级苏维埃国家机关的性质及任务。其次是在苏维埃政权的领导权问题上确认了中共组织党团并通过党团来领导苏维埃政权。明确“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乃是领导苏维埃的唯一政党，乃是工农红军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乃是工农唯一的首领”[⑦]。党团必须服从当地党组织的领导，“党部委员会应当有系统地领导党团的工作，坚决地从根本上预防党团的某些同志尤其是整个党团不肯执行党的指示的最小企图”[⑧]。

第四，明确党政关系建设。党政关系建设一直是中国共产党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党政关系处理的好与不好直接关系到政权的建设和巩固。苏维埃中央政府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成为执政党，而如何妥善地处理好党政关系，这是一个摆在共产党面前的全新课题。这一时期内虽然受“左”的因素影响，但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并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理论框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从特定的历史条件出发，以极大的注意力对党群关系建设进行了探索。首先，明确了党能够领导苏维埃政权，但不能向苏维埃政权直接发号施令。这就是说既要保证党对苏维埃的领导，但又不能搞党的专政。苏维埃政府作为政权机关是有自己独立的领导系统的。其次，党的决议、指示及各种政治主张，都要经过法定的程序变成苏维埃政府的法律和决定。并通过在苏维埃中的党团，得到具体的贯彻执行。再次，党在组织上的领导不应该是直接向苏维埃任命机关的干部，而是为苏维埃机关培养和推荐优秀干部，经过人民群众的代表选举，出任国家机关的领导。最后，党既要推荐大批优秀党员干部到政府机关工作，同时，也要注意选拔大批非党员的工农积极分子进入政府的领导班子。

毛泽东是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历史人物之一。作为历史巨人，他曾主宰和支配了几亿人和几代人的生活、命运与悲欢。他的一生无论是胜利与失败、贡献与错误、理论与实践都是中共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所说:“毛泽东的生平和历史是整整一代人的一个丰富的横断面，是了解中国国内动向的原委的一个重要指南。”在上世纪30年代，尤其是毛泽东在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期间，尽管受到当时左倾领导人的排挤，但他依然是影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之一。

1931年11月，在赣南会议上毛泽东中央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被左倾错误领导人撤销了，毛泽东失去了中央苏区最高首长的地位。不久，王明又指示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原红一方面军建制，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之职便自然而然地被免除了。毛泽东和夫人贺子珍被安置在东华山的古庙里“休养”。后来，中央红军受临时中央之命攻打赣州不克，毛泽东被请下山指挥部队。毛泽东改变红军进军路线，东征福建，打了几个漂亮仗，为粉碎国民党第四次“围剿”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由于毛泽东已丧失军权，只能以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指挥作战，不免有诸多不便。在苏区中央局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建制的情况下，经周恩来再三坚持和力争，终于恢复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然而毛泽东的复职却使苏区中央局前、后方领导人之间产生了尖锐的矛盾。1932年10月，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会议，“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斗争”，毛泽东再次离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之职，继续“休养”。 1933年初博古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往瑞金开始在苏区全面推行王明路线，他们以开展所谓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来反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并进一步削弱毛泽东在苏区的地位。过去毛泽东掌握中央苏区党、政、军三权，赣南会议、宁都会议后，毛泽东只剩下一权，即政权，他为中央政府主席。在临时中央来到中央苏区后，张闻天出任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这样，毛泽东只是徒有虚名的政府首脑。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和红军长征初期被动挨打的局面，使红军指战员和党政干部对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产生了强烈的不满，他们纷纷呼吁要让毛泽东出来指挥。由此可见，尽管遭到左倾领导人的排挤，但毛泽东在临时中央广大指战员中依然有着重要的影响力。而这种影响力，从历史发展角度看，也为后来毛泽东重掌军权，进而成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五、战略视角：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的价值作用

从战略视角看，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的核心价值作用是其他领导人所不能替代的。

 第一、从共产国际角度分析，毛泽东是当时共产国际承认的临时中央领导人。共产国际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人选方案以及中央政府的人事安排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选举结果表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总理，所以其人选的决定事关重大。1931年2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专门开会讨论了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构成和委员名单，其重点就是讨论政府主席、副主席的人选问题。在讨论中大家一致认为，不论谁担任主席，都必须具备两项条件：一要有全国威望，二要在苏区工作。会上周恩来代表政治局所属苏区委员会提出的初步意见是：政府主席由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的向忠发担任，毛泽东、项英为副主席。当时刚从苏联回国的张闻天以列席身份参加了会议，却提出了不同意见：“我觉得特生(即向忠发)做政府主席是没有必要的。”最后是向忠发本人表态，同意张闻天意见，“觉得泽东可以做主席”。会议最后议决：这个问题待与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相商后决定。后来商议的结果是，国际远东局同意毛泽东担任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⑨]从实际情形来看，共产国际的这个决定对于稳定和鼓舞苏区(尤其是中央苏区)的士气民心、保证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召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筹备工作顺利进行，以至于对中央苏区的迸一步巩固发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顺利施政等，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第二、从苏区军民的角度分析，毛泽东是中央苏区临时中央政府最有影响的领导人。在苏维埃政权民主原则问题上，共产国际要求中共保证建立的苏维埃政府要和民众真正的不断地联系，从而保证苏维埃政权的一切机关是选举出来的也保证选民对代表的监督和罢免权。苏维埃的选举实行了普遍选举的原则，凡是苏区的工农群众，无性别、财产、种族、宗教信仰、受教育程度、居住年限的区别，均享有苏维埃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仅仅剥夺一小部分剥削阶级及反革命分子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由于毛泽东同志自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以来的功绩是中央苏区广大革命群众有目共睹的，更加之毛泽东高尚的人格魅力，所以他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是众望所归、水到渠成的事情，是苏区军民的共同心愿。这也是毛泽东在临时中央发挥了核心价值的一大体现。

第三、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分析，毛泽东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领导是正确的。事实已经证明毛泽东在中央苏区领导的政治、经济、政权、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建设都是符合当时实际并且取得了重大成就的实践经验。事实证明，离开了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离开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中国革命就会遭到挫折和失败。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重新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从那时起，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走出了困境，不仅取得长征的伟大胜利，而且后来又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的伟大胜利，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赢得了民族的独立与解放，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毛泽东又运筹帷幌，指挥中国人民志愿军打败了人侵朝鲜的世界头号霸主美国，使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与日俱增。毛泽东成了中国革命的象征，中华民族的象征，他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毛泽东在党内和人民中的声誉和威望无可争辩、无人企及。

综上所述，毛泽东在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期间发挥了领导核心作用，文章从历史、实践、运用、发展和战略等视角透视分析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的作用，也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一点借鉴和思考。正如2003年8月，胡锦涛在江西考察工作时指出：“回顾我们党在极端艰苦条件下创建人民军队，开辟革命根据地，建立红色政权的那段峥嵘岁月，我们深深感到，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不仅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而且给我们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毛泽东领导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时期的建设经验是中国共产党在21世纪治国理政的宝贵财富，值得我们进一步总结、丰富和发展，以进一步地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

 

 

 

 

⑴：《毛泽东选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⑵：《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历史地位》金冲及[J]．党的文献，1999

⑶：《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发展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黄少群，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1

⑷：《“三起三落”毛泽东》尹正萍，世纪桥，2001年第5期

⑸：《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史》舒龙，凌步机．[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⑹：《试论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时期对民主新政的探索》，郭瑞，《传承》2010

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权研究》，李志娴，西南交大出版社，2009年5月

⑻：《中央苏区政权建设史》蒋伯英[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

⑼：《回忆中央苏区》，陈毅，肖华等．[M]．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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